论读史之利益 章太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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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中医
论读史之利益
□章太炎
治国论政不能无所根据。汉人言通经致用，当时经史未分，史即《春秋》家言也。至汉末而史籍始渐多矣。西汉时，士皆从师受经，而史籍则罕有讲授者。盖经籍公开，史籍不公开也。《汉书》东平思王宇上疏求《太史公书》，王凤言《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至东汉则史籍渐不秘密，故孙权勉吕蒙涉猎往事，自谓少时历《诗》、《书》、《礼记》、《左传》、《国语》，惟不读《易》。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因劝蒙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所谓三史者，《史记》、《汉书》、《东观汉记》也。蒙本不读书，自闻权言，笃志不倦，其所览见，旧儒不胜。后鲁肃过蒙，言议常欲受屈，因拊蒙背，称其非复吴下阿蒙。于此可见东汉以来，渐多读史者矣。刘备从卢植受《礼记》，终身不忘。而遗诏则以《汉书》、《礼记》并举，旁及诸子、《六韬》、《商君书》。然刘本经生，未遑研精史籍。若诸葛亮则是法家，蜀人好史籍者，固不若吴人之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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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者古史，史即新经。远古之事，或不尽适用于今。事愈近者，愈切实用，荀子所谓法后王也。自汉以后，秉国政者，无不参用经史，以致治平。至王安石乃自以为湛深经学，不好读史，且复劫持人以不必读史，曰《春秋》为断烂朝报，其流弊卒至京之误国。然当时理学家亦以为王者致治不须读史，如谢良佐初造程明道，对明道举史事不遗一字，明道谓之玩物丧志。谢面赤汗流，自是不复言史。司马光薨于位，适郊天庆成之后明堂降赦臣僚称贺讫，两省官欲往奠之，程伊川不可，曰“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坐客难之曰：“孔子言哭则不歌，不言歌则不哭也。”苏子瞻曰：“此乃枉死市叔孙通所制礼也。”众皆大笑。伊川于史学本疏，故有人诮伊川须入山读《通典》十年，方可议礼。明人读史不精，而办事较有能力，凡为其能注意于史事故也。至清人之不读史者，不过为琐碎之考据而已。唯曾、左、胡三人，颇知运用之术，曾读《文献通考》，胡读《资治通鉴》，左读《读史方舆纪要》。三人所好不同，而其经世致用则同。今观其奏疏书札，恒喜称引三书，可知也。张之洞虽不及彼三人，亦熟读《通鉴》。盖张曾随胡林翼至贵州衡文，受胡之熏染甚深也。《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读史方舆纪要》一百三十卷。专心读之，一年可毕。至于运用之妙，本不在读书之多。故通经即可致用，今亦可言通史致用，史即经也。然今人之病根，即在不读史。民国初建，自日本归来之民党，略读法政诸书，罕留意于本国史籍，以求因革之宜，锐意步趋他国，不恤削趾适履。即当时所称第一流政治家宋教仁，亦刻意仿效日本，见日本以政党政治，即欲移植于中国，不知是犹逾淮之橘也。日本天皇自肯垂拱无为，祭则寡人而已。中国由数千年来君主专制一变而为民主共和，选任大总统，自必为有声望有才具者所得，即此一端，已非日本天皇可比。是故不顾国性。民情而但为螺蠃之祝，其不蹈王安石之覆辙者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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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致用之道有二，上焉者察见社会之变迁，以得其运用之妙，次则牢记事实，如读家中旧契，产业多寡，了如指掌。能得运用之妙者，首推道家，《汉志》言道家者流，出于史官。老子为周守藏史，根据社会之变迁，以著成道家之议论，故能妙徼浑然，语无执著。庄子称孔子以六经说老聃，老聃云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盖道家之意，读古人书，须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不可泥于陈迹而屑屑为之。此不独老子为然，伊尹、太公无不如此。是以伊尹、太公之书，《汉志》均在道家。汉初张良受兵法于黄石公，郦生说汉王立六国后，张良藉着破之，乃谓用客之谋，大事去矣。何则陈涉之起，势孤力薄，故张耳、陈余说以树党益敌，以分秦力。至楚汉相争，势已不同，楚强汉弱，力不相侔，再立六国，将必尽力楚灭耳。时之相去不过四五年，利害之不同已如此。自非道家，谁能观于时变而应用其术？张良之可人道家者殆以此也。厥后惟李泌为能继武耳。至以史籍视同人家之契券者，老子有言，有德司契，契正不可不读者也。若一家之主，束置契券，不加观览，不自知其资产之多寡，其昏将如何？然执政者之于国史，亦犹家主之于契券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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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
治国论政不能无所根据。汉人言通经致用，当时经史未分，史即《春秋》家言也。至汉末而史籍始渐多矣。西汉时，士皆从师受经，而史籍则罕有讲授者。盖经籍公开，史籍不公开也。《汉书》东平思王宇上疏求《太史公书》，王凤言《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至东汉则史籍渐不秘密，故孙权勉吕蒙涉猎往事，自谓少时历《诗》、《书》、《礼记》、《左传》、《国语》，惟不读《易》。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因劝蒙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所谓三史者，《史记》、《汉书》、《东观汉记》也。蒙本不读书，自闻权言，笃志不倦，其所览见，旧儒不胜。后鲁肃过蒙，言议常欲受屈，因拊蒙背，称其非复吴下阿蒙。于此可见东汉以来，渐多读史者矣。刘备从卢植受《礼记》，终身不忘。而遗诏则以《汉书》、《礼记》并举，旁及诸子、《六韬》、《商君书》。然刘本经生，未遑研精史籍。若诸葛亮则是法家，蜀人好史籍者，固不若吴人之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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