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医药及东方文明进行的一次哲学“辩护”
东方有科学
更新科学观念，实行“一科两制”，确立“东方科学”的学术战略地位，是关系到中医药存亡首要的认识论基础
毛嘉陵
百余年来随着西方文明在中华大地的广泛传播，东西方两大文明之间发生了强烈的冲击和竞争，给整个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变革。在现代科技迅猛发展并取得强势地位后，不少国人逐渐对中国传统科技文化失去了兴趣和信心。然而，现代科技在迅猛发展的同时，也逐渐暴露出它的局限和不足，以及由此产生的一些负性效果，这不得不使人们开始反思，期望重新评价东方文明、复兴东方传统。
“科学”被抬上了神坛
在知识领域认为只有按西方观念和标准确认的“科学”，才是惟一正确的真理。人们以是否为科学来评判一门学科、一个知识体系的“正确性”、“合法性”，并以此来制定一系列管理政策和社会“游戏规则”。
, 百拇医药
那么，什么是科学呢？《辞海》将其定义为：“发现和认识自然、社会、思维发生发展的知识体系。”《中国大百科全书》则进一步认为：“对各种事实和现象进行观察、分类、归纳、演绎、分析、推理、计算和实验，从而发现规律，并对各种定量规律予以验证和公式化的知识体系”。这些权威观点强调的是必须符合以上条件的知识体系才能称为“科学”。
在西方文明的强势影响下，“科学”被片面地置换为“惟一正确”、“绝对真理”的同义语，甚至上升到意识形态。一说到科学就要求大家要“信仰科学”，所谓“信仰”就是不管它对不对，你都得信服它、崇拜它，这对以反宗教而生的科学是一个极大的嘲讽。
由此，那些即使认识到了事物发生发展的规律，也具有实践性、可验证性，但不按西式术语表述、不按西式逻辑构成的东方知识体系，以及由于现代科技手段的局限，一些暂时无法被现代科技所认识和解释的东西，就会被列为“待验证的”、“伪科学的”、“不科学的”，甚至是“反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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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3月，新文化运动大师梁启超因血尿，被协和医院动手术割掉了没有病变的右肾，由此引起社会很多议论。尽管梁先生后来知道“这回手术的确可以不必用”，但为了维护“科学”的尊严，仍然在6月2日《晨报》副刊上为协和进行了辩护：“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即如我这点小小的病，虽然诊查的结果，不如医生所预期，也许不过偶然例外。至于诊病应该用这种严密的检察，不能像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这是毫无比较的余地的。”这虽然显示了梁先生的宽广胸怀，但对这样一个明显的医疗事故也不予承认，即使自己被错割了一个肾，还要如此“辩护”，同时也不忘批判中医药，这是否是我们所需要的科学精神？梁先生所认同的“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这实际上也承认了科学本身仍存在着诸多“缺陷”，并非大家想象的那样完美、神圣。
“科学”本来很简单
“科学”的英文“Science”源于拉丁文“Scientia”，最早的意思就是指“知识”、“学问”。17世纪传入中国后，中国学者根据《礼记·大学》中“格物而后致知”(意即通过对事物的研究而获得知识)，将Science译为“格致”、“格知”。明治维新时，日本学术界认为Science是指“分科的学问”，故译为“科学”。1893年康有为和梁启超将其引入中国，而后才逐渐流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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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认为：“科学就是整理事实，以便从中得出普通的规律或结论”。我们一般比较强调科学的客观性(能确切地反映客观规律)、普遍性及可重复性(在一定范围内的广泛适应性)和系统性及逻辑性(知识的理论化体系化)等特性，但对科学知识本身的“相对正确性”认识不足，因为科学始终处于否定之否定的动态变化中，不同时期的科学只能作为那一个时期相对正确的认识，或更接近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是说任何最先进的科学都存在着一定的、或潜在的“错误”。今天正确的科学，在明天完全可能成为谬论。就是在今天的正确中，仍然会存在一定的误差。现代医学发展至今虽然已非常先进，但据有关资料统计显示，仍有高达20%～30%的误诊率。美国科学哲学家夏皮尔曾告诫到：“科学中不存在任何绝对的东西……无论我们对它有多么确定和完善的理由，原则上都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即将来会产生怀疑和抛弃的理由”。
可见，科学的真实客观只能相对的“逼真”，科学的普遍性及可重复性只能体现在相对的时空“范围”内，科学的系统性及逻辑性只能相对的“完美”。这提示我们在崇尚科学、追求科学的同时，不能对科学过分地“顶礼膜拜”，更不能盲目迷信科学。有一位国外学者最近说：西方人早已没有把“科学”这个词等同于“正确”及“惟一”，而今天的中国人仍把“科学”当作一个判别是非的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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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一些哲学家对“科学”赋予了太多甚至过分局限的定义，或将“科学”概念及评价标准过度地拔高，不切实际地使其高深化、复杂化、狭隘化。按其标准判定，不仅中医药不是科学，就是西医也不是科学，这些观点能否作为一种社会认识理念推广，值得学术界慎重研究。我认为“科学就是在一定时期内相对正确的知识或学问”，因此，我们应回归到“科学”这个质朴而真切的本义上来，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正道。
中医药的生存呐喊
中医药作为一门东方的传统医药知识体系，在进入现代社会后，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西方现代科技文明的影响，使其原来的发展轨迹部分或全部改变。
20世纪以来，中医药在管理、医疗、教学、科研上遇到的种种困难和问题，归根到底，其深层次的原因，无不与“中医药学是否是科学”有关。否定者认为中医连治病的机理都说不清楚(指用现代科技语言、逻辑来表述)，怎么会是科学呢？20世纪早期新文化运动的一位重量级人物的观点就极具代表性：西医能说清楚道理，治不好病也是科学；中医不能说清楚道理，治好了病也不是科学。这种说法本身就缺乏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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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启蒙思想家严复在其所译的《穆勒名学》按语中将中医药归为风水、星相、算命一类的方术，他认为包括中医在内的九流之学，“虽极思，有不能言其所以然者矣。……其例之立根于臆造，而非实测之所会通故也”。1915年，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中对中医药进行了批判：“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其想象之最神奇者，莫如气之一说……试遍索宇宙间，诚不知此气之为何物也!”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同志对中医药予以了高度评价后，虽然大家在口头上都会说“中医药是一门伟大的传统医药科学”，但在实际工作以及一些管理部门制定政策中，却并没有将中医药作为科学、或一门虽然与西方科学不同但同样正确的知识体系来对待。至今仍有不少学者坚持用他们信奉的狭隘的科学观来评判中医药，如有人长期在网上发布“中医能治好病也是伪科学”的所谓科学高见。2003年还有人在南方某报发表“中医是巫术，应该扬弃”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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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社会观念的西化，过度崇拜西式现代科技文明，如果一门学问不被认为是科学的，就意味着被沦为“非正确、非真理”。按照现在公认的西式“科学概念”来判别，中医药学科体系很难纳入其中，因为中医药学术形态、研究方法及价值观确实与现代科学不相一致，至少在目前还难以用现代科学术语来阐述中医药的治病机理。但出于求生存的本能反应，谁也不愿承认自己的学问不是科学，于是，在强大的现代科技的高压下，不少业内人士掉进了观念的陷阱中，要么“盲目地将西式科学的标签往自己身上一贴，就一口咬定说自己是科学”，这种没有哲学依据的结论未必得到社会的普遍承认；要么“用西医标准来检验中医学问，以此想提升中医药的科学地位”。由此造成的结果却是欲速而不达，欲生而不活，反而严重地制约和阻碍了中医药按其特有的发展规律而发展。
中医药的生存发展问题已讨论了几十年，总是陷入老调重弹的怪圈之中，十几、二十年前谈的问题，今天还在继续谈，照此下去，也许再过十几、二十年，仍然还是谈这些永远都“说不清，理还乱”的问题。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还是未能彻底解决好“在现代科技大背景下，到底应该怎样面对中医药这门独特的东方知识体系”、“中医药到底是不是科学”等核心的敏感问题。不摆脱唯西式科学主义的阴影，无论怎样努力都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中医药事业的形象，也很难真正有效地促进中医药的学术发展。
因此，要想跳出这个怪圈，实现中医药事业的振兴，我们必须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审视中医药，从科学概念的认识观念上来一场革命，重新认识“科学”，重新定义“科学概念”，创立多形式的评价标准来认可多形式的知识体系。只有观念上的变化，才能从根本上纠正中医药发展中出现的不正确导向，中医药也才能享受到应有的科学地位和“独立人格”。否则，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东方知识创造，在永远不会被认可为西式“科学”的情况下，只有死路一条，最好的结局也不过是被人卡住喉咙的“苟延残喘”，或进入“安乐死”状态，这种活法能使中医药振兴吗？, 百拇医药
更新科学观念，实行“一科两制”，确立“东方科学”的学术战略地位，是关系到中医药存亡首要的认识论基础
毛嘉陵
百余年来随着西方文明在中华大地的广泛传播，东西方两大文明之间发生了强烈的冲击和竞争，给整个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变革。在现代科技迅猛发展并取得强势地位后，不少国人逐渐对中国传统科技文化失去了兴趣和信心。然而，现代科技在迅猛发展的同时，也逐渐暴露出它的局限和不足，以及由此产生的一些负性效果，这不得不使人们开始反思，期望重新评价东方文明、复兴东方传统。
“科学”被抬上了神坛
在知识领域认为只有按西方观念和标准确认的“科学”，才是惟一正确的真理。人们以是否为科学来评判一门学科、一个知识体系的“正确性”、“合法性”，并以此来制定一系列管理政策和社会“游戏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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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什么是科学呢？《辞海》将其定义为：“发现和认识自然、社会、思维发生发展的知识体系。”《中国大百科全书》则进一步认为：“对各种事实和现象进行观察、分类、归纳、演绎、分析、推理、计算和实验，从而发现规律，并对各种定量规律予以验证和公式化的知识体系”。这些权威观点强调的是必须符合以上条件的知识体系才能称为“科学”。
在西方文明的强势影响下，“科学”被片面地置换为“惟一正确”、“绝对真理”的同义语，甚至上升到意识形态。一说到科学就要求大家要“信仰科学”，所谓“信仰”就是不管它对不对，你都得信服它、崇拜它，这对以反宗教而生的科学是一个极大的嘲讽。
由此，那些即使认识到了事物发生发展的规律，也具有实践性、可验证性，但不按西式术语表述、不按西式逻辑构成的东方知识体系，以及由于现代科技手段的局限，一些暂时无法被现代科技所认识和解释的东西，就会被列为“待验证的”、“伪科学的”、“不科学的”，甚至是“反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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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3月，新文化运动大师梁启超因血尿，被协和医院动手术割掉了没有病变的右肾，由此引起社会很多议论。尽管梁先生后来知道“这回手术的确可以不必用”，但为了维护“科学”的尊严，仍然在6月2日《晨报》副刊上为协和进行了辩护：“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即如我这点小小的病，虽然诊查的结果，不如医生所预期，也许不过偶然例外。至于诊病应该用这种严密的检察，不能像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这是毫无比较的余地的。”这虽然显示了梁先生的宽广胸怀，但对这样一个明显的医疗事故也不予承认，即使自己被错割了一个肾，还要如此“辩护”，同时也不忘批判中医药，这是否是我们所需要的科学精神？梁先生所认同的“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这实际上也承认了科学本身仍存在着诸多“缺陷”，并非大家想象的那样完美、神圣。
“科学”本来很简单
“科学”的英文“Science”源于拉丁文“Scientia”，最早的意思就是指“知识”、“学问”。17世纪传入中国后，中国学者根据《礼记·大学》中“格物而后致知”(意即通过对事物的研究而获得知识)，将Science译为“格致”、“格知”。明治维新时，日本学术界认为Science是指“分科的学问”，故译为“科学”。1893年康有为和梁启超将其引入中国，而后才逐渐流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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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认为：“科学就是整理事实，以便从中得出普通的规律或结论”。我们一般比较强调科学的客观性(能确切地反映客观规律)、普遍性及可重复性(在一定范围内的广泛适应性)和系统性及逻辑性(知识的理论化体系化)等特性，但对科学知识本身的“相对正确性”认识不足，因为科学始终处于否定之否定的动态变化中，不同时期的科学只能作为那一个时期相对正确的认识，或更接近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是说任何最先进的科学都存在着一定的、或潜在的“错误”。今天正确的科学，在明天完全可能成为谬论。就是在今天的正确中，仍然会存在一定的误差。现代医学发展至今虽然已非常先进，但据有关资料统计显示，仍有高达20%～30%的误诊率。美国科学哲学家夏皮尔曾告诫到：“科学中不存在任何绝对的东西……无论我们对它有多么确定和完善的理由，原则上都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即将来会产生怀疑和抛弃的理由”。
可见，科学的真实客观只能相对的“逼真”，科学的普遍性及可重复性只能体现在相对的时空“范围”内，科学的系统性及逻辑性只能相对的“完美”。这提示我们在崇尚科学、追求科学的同时，不能对科学过分地“顶礼膜拜”，更不能盲目迷信科学。有一位国外学者最近说：西方人早已没有把“科学”这个词等同于“正确”及“惟一”，而今天的中国人仍把“科学”当作一个判别是非的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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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一些哲学家对“科学”赋予了太多甚至过分局限的定义，或将“科学”概念及评价标准过度地拔高，不切实际地使其高深化、复杂化、狭隘化。按其标准判定，不仅中医药不是科学，就是西医也不是科学，这些观点能否作为一种社会认识理念推广，值得学术界慎重研究。我认为“科学就是在一定时期内相对正确的知识或学问”，因此，我们应回归到“科学”这个质朴而真切的本义上来，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正道。
中医药的生存呐喊
中医药作为一门东方的传统医药知识体系，在进入现代社会后，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西方现代科技文明的影响，使其原来的发展轨迹部分或全部改变。
20世纪以来，中医药在管理、医疗、教学、科研上遇到的种种困难和问题，归根到底，其深层次的原因，无不与“中医药学是否是科学”有关。否定者认为中医连治病的机理都说不清楚(指用现代科技语言、逻辑来表述)，怎么会是科学呢？20世纪早期新文化运动的一位重量级人物的观点就极具代表性：西医能说清楚道理，治不好病也是科学；中医不能说清楚道理，治好了病也不是科学。这种说法本身就缺乏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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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启蒙思想家严复在其所译的《穆勒名学》按语中将中医药归为风水、星相、算命一类的方术，他认为包括中医在内的九流之学，“虽极思，有不能言其所以然者矣。……其例之立根于臆造，而非实测之所会通故也”。1915年，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中对中医药进行了批判：“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其想象之最神奇者，莫如气之一说……试遍索宇宙间，诚不知此气之为何物也!”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同志对中医药予以了高度评价后，虽然大家在口头上都会说“中医药是一门伟大的传统医药科学”，但在实际工作以及一些管理部门制定政策中，却并没有将中医药作为科学、或一门虽然与西方科学不同但同样正确的知识体系来对待。至今仍有不少学者坚持用他们信奉的狭隘的科学观来评判中医药，如有人长期在网上发布“中医能治好病也是伪科学”的所谓科学高见。2003年还有人在南方某报发表“中医是巫术，应该扬弃”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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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社会观念的西化，过度崇拜西式现代科技文明，如果一门学问不被认为是科学的，就意味着被沦为“非正确、非真理”。按照现在公认的西式“科学概念”来判别，中医药学科体系很难纳入其中，因为中医药学术形态、研究方法及价值观确实与现代科学不相一致，至少在目前还难以用现代科学术语来阐述中医药的治病机理。但出于求生存的本能反应，谁也不愿承认自己的学问不是科学，于是，在强大的现代科技的高压下，不少业内人士掉进了观念的陷阱中，要么“盲目地将西式科学的标签往自己身上一贴，就一口咬定说自己是科学”，这种没有哲学依据的结论未必得到社会的普遍承认；要么“用西医标准来检验中医学问，以此想提升中医药的科学地位”。由此造成的结果却是欲速而不达，欲生而不活，反而严重地制约和阻碍了中医药按其特有的发展规律而发展。
中医药的生存发展问题已讨论了几十年，总是陷入老调重弹的怪圈之中，十几、二十年前谈的问题，今天还在继续谈，照此下去，也许再过十几、二十年，仍然还是谈这些永远都“说不清，理还乱”的问题。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还是未能彻底解决好“在现代科技大背景下，到底应该怎样面对中医药这门独特的东方知识体系”、“中医药到底是不是科学”等核心的敏感问题。不摆脱唯西式科学主义的阴影，无论怎样努力都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中医药事业的形象，也很难真正有效地促进中医药的学术发展。
因此，要想跳出这个怪圈，实现中医药事业的振兴，我们必须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审视中医药，从科学概念的认识观念上来一场革命，重新认识“科学”，重新定义“科学概念”，创立多形式的评价标准来认可多形式的知识体系。只有观念上的变化，才能从根本上纠正中医药发展中出现的不正确导向，中医药也才能享受到应有的科学地位和“独立人格”。否则，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东方知识创造，在永远不会被认可为西式“科学”的情况下，只有死路一条，最好的结局也不过是被人卡住喉咙的“苟延残喘”，或进入“安乐死”状态，这种活法能使中医药振兴吗？,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