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与命运》

    瓦西里·格罗斯曼(Василий Гроссман)，1905年出生于乌克兰的

    别尔基切夫，早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当过化学工程师。1930年代开始

    写作，得到高尔基、巴别尔等文坛大家赏识，入选苏联国家作协。第二

    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红星报》战地记者随军四年，大量报道莫斯科、库斯克、斯大林格勒和柏林等地前线战况，是世界上揭露纳粹德国死亡

    集中营真相的第一人。战后发表小说《人民是不朽的》《为了正义的事

    业》等。1960年完成长篇小说《生活与命运》，手稿被苏联当局抄没并

    禁止出版。1964年格罗斯曼因癌症病逝。1974年，在安德烈·萨哈罗

    夫、弗拉基米尔·沃伊诺维奇等人帮助下，手稿被拍摄在缩微胶卷上偷

    运出苏联。1980年代，《生活与命运》在欧美各国相继问世，1988年在

    苏联出版。瓦西里·格罗斯曼作为随军记者在德国北部城市什未林，1945年。格罗斯曼与母亲、女儿，摄于约1940年。1941年，母亲叶卡捷琳娜·萨韦列夫娜死于别尔基

    切夫大屠杀。图片提供：Tatiana Menaker格罗斯曼与母亲，摄于1913或1914年。图片提供：Irina Novikova目录

    《生活与命运》

    新版序

    译者序

    导读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新版序

    1961年2月14日上午11点40分，克格勃(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派

    人闯入瓦西里·格罗斯曼的住宅，搜查一份书稿。结果他们不只带走了

    那本书的打字稿，还没收了和它相关的草稿和笔记，甚至就连打出这本

    书的打字机与碳纸都不放过，行动规格形同逮捕一个活人，只不过他们

    这次要逮捕的是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生活与命运》，后人管它

    叫“二十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格罗斯曼很清楚自己写了些什么，当初他投稿给杂志社的时候难道

    没料想到会有这样的结局吗？这是后来一些学者争论的细节问题，我们

    先且别管，还是回到1961年情人节那场“逮捕”事件的现场，看看格罗斯

    曼事后的反应。他直接写了一封信给苏联最高领导赫鲁晓夫抗议：“有

    什么理由让我人身自由，却逮捕了这部我为之呈献生命的书？”

    当局似乎很在乎这位作者，历经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三

    朝而不倒的苏共意识形态大总管，人称“灰衣主教”的苏斯洛夫(Mikhail

    Suslov)亲自接见了他。以外表斯文谦逊、彬彬有礼而著称，但又深沉

    冷峻的苏斯洛夫这样子对格罗斯曼说：“我没有读过你这本小说，但我

    读了对它的评论和报告。……你为什么要把你的书加入到敌人对准我们

    的核武器当中？又何必让它引起大家关于苏维埃体制到底还有没有必要

    的讨论呢？……我可以直接告诉你，这本书在两三百年内都不可能有出

    版的机会。”

    一部前苏联禁书，这个身份多少就能决定一本小说的命运了。在上

    世纪的六十到八十年代，这个身份或许可以让一本书在所谓的“自由世

    界”受到许多关注，读者通常会期待能在里头读到铁幕背后冷酷悲惨的

    真相，同时间接确认了自己的幸运与幸福(好在我没活在那一边)。只

    不过禁书太多，能从“社会主义阵营”这边侥幸逃到另一边去的书也不

    少，其中只有几个例子可以赢得大名，获得最高声誉。例如《日瓦格医

    生》与《古拉格群岛》，它们都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尽管帕斯捷尔纳

    克最后被迫拒绝领奖)。

    问题是这样的背景也会反过来限制这类小说的生命。冷战结束，它

    们在很多读者眼中似乎就只剩下了历史见证的价值，别无其他。所以今

    天提起《古拉格群岛》和索尔仁尼琴，很多人都会露出一丝倦怠的神

    情，觉得那是本过时的书与一个过时的人。《日瓦格医生》更是可悲，因为后来的文档证明，它在西方的流行原来与美国中情局有些关系，被

    他们利用，当做冷战意识形态争战的兵器，于是无奈沾染上一层政治污迹。

    至于苏联这边就更不必提了，禁书自然是没人看得见的书(审查官

    员例外，他们大概是那个体制内读书最多见识最广的人)。苏联解体前

    后，虽然它们也曾火热过一阵，但很快就又被打回冷宫，因为“向钱

    看”的新一代实在没有太大兴趣去务虚地回顾历史，翻看那些昨天以前

    还没听过的书。所以曾经遭禁的文学，便和它们命运的对立面─那些得

    到最高当局赞赏，赢了“斯大林奖”的作品，奇诡地共同进入历史，都没

    有人要看了。事后，无论是在俄罗斯，西方，还是中国，苏联文学仿佛

    都成了一个几乎不存在的物事。尤其对俄罗斯以外的一般文学读者而

    言，俄语文学好像只到二十世纪初为止。少数诗人之外，整个苏联似乎

    没剩下几个值得重读的作者。以中国的历史背景来看，这种情况特别奇

    怪，因为俄语曾是我们的主要外语之一，沙俄和苏联文学更曾是社会上

    的主要读物；可今天，它却只是一排排被置放在书架顶层的蒙尘典

    籍，“小时代”的大时代遗物。

    所以《生活与命运》理应过时。一本前苏联禁书，书名土气(更像

    是十九世纪的产品)，翻译成中文近一千页，全书有名有姓的角色超过

    一百六十人；更要命的，格罗斯曼的文风竟带着一股扑面而来的“社会

    现实主义”气息。这本书，甚至连它出版的时机都不太对。1980年瑞士

    首现俄文原版，读者自然寥寥。1985年英译本面世，当年索尔仁尼琴在

    西方已经红到发黑，名声渐走下坡，大家很容易以为它只不过是《古拉

    格群岛》的小弟，所以只有一小圈子的人看过这本其实和《古拉格群

    岛》非常不同的大书。而大部分写书评的，在报刊做文化版的，甚至连

    瓦西里·格罗斯曼这个名字都没听过。这也难怪，此时已故的他，毕竟

    不是个有海外公众知名度的异见分子，没有活着流亡、被人宣传的机

    会。相反地，他在公众面前大概还算是个“体制内作家”呢，曾经入

    围“斯大林奖”决选名单，二战期间为《红星报》写的战地报道更是风靡

    全国，得到官方肯定。这类作家，英语世界又怎么会对他感兴趣呢？身

    为苏联“作协”成员，格罗斯曼那被压抑的后半生是沉默的，《生活与命

    运》的遭禁亦是同样沉默，国内没有人知晓，国外没有人声张，一切安

    静。比较奇特的是，和英文版同年面世的法文本，居然一度成为畅销

    书，我猜那是法国独特环境所致，他们那时大概还会稍稍关心苏联究竟

    是个极权体制还是共产主义天堂这种老问题。

    我在文字和电子媒体介绍书介绍了二十多年，很少遇到像《生活与

    命运》这样的作品，觉得推荐它是自己不能回避的道德义务。七八年前

    读到英文本之后就四处向人宣说，想它有机会在中文世界现身。终于到

    了去年，北京“理想国”愿意承担，重出这部不合时宜的巨著。“重出”，是因为编辑发现它原来早就有过中译，而且还有三种版本，全在上世纪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只是我孤陋无知而已。比如他们用做底本的这

    个版本，俄语文学翻译名家力冈先生手笔(另一个被人遗忘的名字，《日瓦格医生》与《静静的顿河》的译者)，原来的译名是《风雨人

    生》。力冈先生的译者序言成于1989年6月10日，最后一段话是非常直

    白的吁求：“亲爱的读者，读读这部作品吧!它使人清醒，使人觉悟，使人知道自己是一个人!使人知道怎样做一个人!”如此八十年代的笔

    致，写在八十年代的终点，这本书合该要在新时期的中国被人忘记。生

    不逢时，往往是许多好书被埋没的原因。《生活与命运》的三种中文译

    本全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那两三年。当时，苏联解体已

    成事实，连带垮掉的还有几十年来的苏联文学；而中国这里，则一面是

    笼罩了整片大地的低气压，另一面是正在冒头的人欲春芽，自然没有多

    少人想去碰这一千页的大书，直觉它是苏联版的伤痕文学，会看得叫人

    呵欠连连。

    但是最近十年，它的命运却忽然逆转，一下子又复活过来了，西方

    每一个评论家都拿它和《战争与和平》相比，并且纷纷奉上一本小说所

    能得到的最高赞誉，比如说“我用三个礼拜读完，再用三个礼拜复原，在那段日子里我几乎难以呼吸”(琳达·格兰特语)。

    第一个拿它和《战争与和平》相比的，并非“别有用心”的西方人

    (这说法来自豆瓣网上的一则短评，那则评论的作者很不屑西方世界对

    它的赞誉，认为其背后“别有用心”)，而是1988年俄文原版终于能在祖

    国出版之后的苏联评论界。当时就有人立刻宣告：“那漫长的等待终于

    结束了!”等待什么？当然就是等待另一本《战争与和平》。就像托翁

    为拿破仑入侵俄罗斯的战争写出了一部不朽巨著一样，更加惨烈悲壮

    的“卫国战争”当然也得配上同样伟大的作品。这几乎是他们自二战一结

    束之后就马上开始了的漫长期待，整个苏联文坛都在寻找接得下这份重

    担的候选者，好几代苏联作家也都努力地想要满足那份期望，于是一本

    大书接着一本大书地上市。只不过，它们似乎都还和《战争与和平》有

    点不小的距离。

    《生活与命运》堪比《战争与和平》，最表面的理由在于外形。都

    是写一场抵抗入侵的战争，都是人物众多、支线庞杂的大书，都以一个

    家族当做轴线，都是全景式的鸟瞰神目，都在虚构叙述当中夹杂议论沉

    思。但于我看来，格罗斯曼之所以无愧于前人，是他细致地写出了“战

    争”与“和平”这两种极端不同的状态，以及连接它们彼此的微妙联系；

    又在这战争与和平的双重境况当中，几乎让我们看到了苏联社会的全部

    细节。从斯大林、赫鲁晓夫这等史上留名的大人物(其中甚至还有一段关于希特勒的难忘描绘)，一直到大草原上的牧民与农夫；从前线红军

    在漫天炮火当中的日夜生活，一直到后方官僚体系的具体运作；这个帝

    国的每一条神经线乃至它最最末梢的毛细血管，全都被格罗斯曼一根根

    挑选出来耐心检视。

    当然，那是战争，就算离战火最远的地方(例如西伯利亚深处的集

    中营)，也很难不受战事影响。所以“战争”与“和平”这两种状态的比

    对，只不过是个方便说法；可是，我又分明看到了格罗斯曼刻意分别塑

    造这两种状态的用心。在他笔下，相对安全平静的后方有时候竟比斯大

    林格勒战线上的最前锋还危险。因为后方的人或许有床可睡，但睡不安

    稳；或许有饭可吃，但食不下咽。因为他们要担心自己说过的每一句

    话，生怕犯错；他们要留意权力的走向，以免一不小心走上“邪路”。战

    壕里的士兵则不然，由于不晓得今晚是否人生在世的最后一夜，反而因

    此坦荡，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便连人际关系也都简单了许多，回复到它

    最该有的本然面目，喜怒哀乐尽皆自然无碍。夸张点讲，在格罗斯曼笔

    下，战场上的人居然活得更加像人。

    没错，战争“矫正”了很多事情。一个军人的履历表变了，评价他的

    标准不再是他家有没有出过托洛茨基主义者，父母是不是孟什维克分

    子；而是他开枪开得够不够准，面对敌军轰炸的时候又够不够冷静。身

    经百战的老将被人从集中营里放了出来，因为会不会带兵在这时刻要比

    他在政治上的关系要紧；一个见过大场面的老兵可以放胆批评集体农场

    的失败，因为同袍现在只在乎他对敌方下一枚袭来炮弹路线的判断。

    后方，那片相对平静的大地却还是处在苏联式的“正常”当中。例如

    主角之一的维克托，他和一群物理学家同事偶尔会在夜话之中趁着酒意

    胡说，指点江山，开开斯大林的玩笑(斯大林同志太伟大了，他比牛顿

    更早发现地心引力的作用)，批评当局的文艺政策(什么叫做“社会主

    义现实主义”？它就是党和国家的魔镜，每当党和国家问它世界上谁最

    正确最伟大，它就会说：你，你，你)。但散伙之后，在回家的路上，刚刚还在一起笑闹的A会别具深意地提醒维克托：为什么B能那么大胆

    说话？你不觉得奇怪吗？当年大清洗的时候他也被捕，但没几个月就放

    了回来，那时可没有人回得了呀。再过几天，反过来又轮到B对他发出

    警告：你得留意A，有人说他和上头的关系非比寻常……

    当时维克托研究的是至关重大的核分裂问题(其原型可能是“氢弹

    之父”萨哈罗夫)，他的成果一开始备受赞赏，同事们对他既热情又友

    好，觉得他是个天才。可是自从上头派来了一个新领导，情况马上就两

    样了。新领导批评他这个犹太人过度夸大同裔爱因斯坦的成就(别忘记

    斯大林的政策也是反犹的)，指责他在政治上不够合群，甚至使他逐步陷入险境。于是共事多年的朋友渐渐翻脸，在路上碰见会假装不熟，在

    他缺席的会议上替他检讨鸡毛蒜皮般的过错。就算他那曾被大家夸誉的

    研究成果，也不知怎的突然显得漏洞百出，无关痛痒。维克托自此孤

    立，变得更加激愤，勇气也跟着大了不少，随时预备慷慨就义，为他所

    相信的真理献身。

    然而，某天下午，正当他在家准备被逮捕的时候，电话响了。“您

    好，施特鲁姆同志。”这声音太耳熟了，就是那把大家常常能在电台广

    播上听见的声音，维克托呆了一呆，心想莫非是有人恶作剧。不会吧？

    谁敢开这样的玩笑？于是维克托·施特鲁姆严肃地回答：“您好，斯大林

    同志。”他一边说一边惊讶，“不大相信这是他在电话里说这种不可思议

    的话”。几分钟过后，斯大林在电话另一端留下了一句神谕般的告别

    语：“再见，施特鲁姆同志，祝您研究顺利。”

    既得神谕，世界遂因此美丽。“维克托原以为，那些拼命整他的人

    见到他会不好意思的，但是在他来研究所的那一天，他们却高高兴兴地

    和他打招呼，对直地看着他的眼睛，那目光充满了诚意和友情。特别使

    人惊异的是，这些人的确很真诚，他们现在的确对维克托一片好

    意。”他又变回了那个天才物理学家，一切以往很复杂很麻烦的事情现

    在办起来都很容易了(格罗斯曼不忘评述，说这也是“官僚主义”的特

    点，平常可以让最简单的小事寸步难行；但在需要集中精力办大事的时

    候，却又能飞快完成最困难的任务)。他有了专用汽车，他每一句冷笑

    话都变得那么好笑。就连他的太太上街买东西，前几个星期装作不认识

    她的妇女也都忽然变得热情温暖。

    更甚的是，他还发现大家原来都有很“人情味”的一面，党委书记原

    来喜欢在黎明时分钓鱼，有同事收养了一个有病的西班牙孩子，另一个

    同事则以在这冷寒之地种植仙人掌为乐。他心想：“啊，这些人实在不

    是多么坏。每个人都有人情味儿。”是斯大林的一通电话，使他看见了

    每个人最可爱最私密的那一面；是那通电话使大家愿意在他面前展演人

    性。维克托现在是所有人的好朋友了。

    不久之后，英国报刊批评苏联当局冤屈几个医生，指控他们毒杀大

    作家高尔基。不愤西方媒体抹黑，苏联科学界动员各个单位“自发”联署

    抗议，维克托所在的这个研究所也不例外，他的领导极力邀请他带头在

    一份声明上头签名。可是在维克托看来，那份声明分明就是错的，它诽

    谤了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曾经对自己家庭有恩的好医生。他觉得英国人

    批评得没错，苏联确实构陷了一个他自己认识的声誉卓著的医学教授。

    违心害人，这真是维克托无论如何都做不到的事。才几个星期之前，他

    连以死明志的心都有，这时应该更不必担心。可一碰到领导和同事们的殷恳目光，“他感触到伟大国家的亲切气息，他没有力量投身寒冷的黑

    渊……今天他没有，实在没有力量。使他就范的不是恐惧，而是另外一

    种消磨力量的温顺感情”。出于人性对人际温情的真实需要，而非从天

    而降的特权与待遇，他开始内心交战，试图说服自己：反正几个被告自

    己也在法庭上认了罪，我现在加入指控他们又有什么不对呢？反正我也

    改变不了什么。道理一想通，维克托便掏出了自来水笔，在这份声明签

    下自己的名字。

    今日局外幸运儿，常常不能理解政治高压底下的生活，不明白一个

    人为什么妥协，为什么要出卖别人，又为什么会出卖自己。于是我们总

    是如此简易地断定，那是出于恐惧，不够勇气，又或者图谋利益，舍不

    得悬在头上的萝卜。格罗斯曼却在读者面前展开了复杂的道德处境，让

    我们发现是非抉择的艰难。维克托昧着良心签署那份害人声明，便不是

    为了刚刚到手的特权与地位，也不是因为害怕自己会受到惩罚。他的动

    机，其实只不过是至简单的人性需要罢了；那就是他人的温暖认同，一

    种被友侪围绕的感觉。

    同样的需要，到了战场上头，却能变化出荒谬可笑，但又分外残酷

    的戏剧，例如一个苏联士兵被炸弹的威力埋进战壕，侥幸不死，并于黑

    暗中触及另一具温暖的身体，于是本能地紧紧握住对方的手。两个陌生

    人便借此慰藉那不可言喻的惊恐，都直觉对方一定是生死与共的同袍。

    过了一会儿，地面上稍稍平静，他们奋力拨开顶上瓦砾，让光线照进坑

    洞，这个红军战士才发现自己的错误。刚刚和自己那么亲密的伙伴，竟

    然是个死敌德军。怎么办？立刻翻脸动手？不，他俩尴尬无言，很有默

    契、很安静地各自爬出洞口，一边四处张望环境，一边提心吊胆朝着己

    方阵营遁走。亲身经历过战场诸种奇诡的格罗斯曼解释：他们不怕对方

    在背后开枪，只怕自己的战友看见之前的情景，一报上去这可能就是通

    敌叛国的死罪了。

    没错，这两个正在交战的国家是相似的，至少在令自己人恐惧这一

    点上。

    透过一位审问犯人的纳粹党官之口，格罗斯曼对苏联这场伟大的卫

    国战争做出了一个最大不讳的宏观判断。原来正邪如此分明的战事，骨

    子里居然是两个极权体制之间的斗争。那个很懂得心战技巧的纳粹，不

    断逼着被俘的资深苏共党员承认，他俩其实是镜面的两端：两边都有伟

    大的领袖，两边都宣称自己拥占了至高无上的真理，两边都把无数人的

    牺牲当成实现真理的代价，两边都为此培养出了一大批最忠诚最具党性

    的信徒—例如坐在审讯桌两端的这两个人。若是如此，这场仗又还有什么意义呢？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然刍狗般的士兵却不能接受自己的生命无谓，他们必须相信自己站在正

    义的那一边，相信自己的死亡背后别有高远的价值。所以，经历过不自

    由生活的军人会认为自己正在为即将到来的自由而战，只要打败眼前的

    德军，不只国土和民族会得到保存，甚至就连苏联也都可能会变成一个

    更加美好的国度。既然这是一场关乎自由及解放的战争，所以在作战交

    火的这一刻，他们就得亲身践行自由。所以在描写战场的章节里，格罗

    斯曼时时将视角沉降到沙土飞扬的地面，在一阵阵爆炸声响之间，在一

    串串从头上掠过的子弹丛中，使读者看见一个个士兵如何在最接近死亡

    的那一刹那裸呈出人的根本。

    尤其是书中那有名的“6—1号楼”，红军留在斯大林格勒德占区中的

    最后一个据点，就好比淞沪会战当中的四行仓库，一小队战士勇敢地守

    住了这个残破的建筑，拼死抵挡德军火网包围。这一段故事大可谱成一

    曲最典型的壮烈史诗。然而格罗斯曼毕竟是格罗斯曼，他的重点不是脸

    谱化的英雄，而是一组各有偏好各有性格的活人。例如原本从事建筑工

    程的工兵队队长，他的任务从过去的修盖房子变成了拆毁敌阵当中的建

    筑，于是“很需要思考思考这种不寻常的转变”。步兵指挥官战前则在音

    乐学院学声乐，“有时他在夜里悄悄走到德国人盘踞的楼房跟前唱起

    来，有时唱《春天的气息，不要把我惊醒》，有时唱一段连斯基咏叹

    调”。这组人会在开枪和躲子弹的空当咒骂食物的贫乏，争论选择女子

    的关键(“我认为姑娘的胸脯是最要紧的”)，乃至于“外星世界有没有

    苏维埃政权”等各式各样的古怪话题。说着说着，他们还会讲出一些后

    方“和平”世界连想都不敢想的话：“不能把人当绵羊来领导。列宁那样

    聪明，就连他也不懂得这一点。所以要革命，为的就是不要任何人领导

    人。”这座楼是前线中的前线，每一个人都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看到第

    二天的日出，所以它反而也是全书最自由、最有生命力的世界。难怪苏

    军战线指挥部特地派来的政委(他们担心这个阵地的政治思想会走偏，所以命令一个政委冒着弹雨偷偷潜进指导)，能在这里头发现危险的气

    息。曾在那座楼里和这些不正常的正常人并肩作战过的幸存士兵，则会

    事后慨叹：如果不认识这些人，生活还“能算是生活吗”？

    不要以为格罗斯曼的战争与和平就是美化战争，挖苦和平。不，没

    有几个作家会比他更了解战争的无情。色彩这么丰富的“6—1号楼”竟然

    转眼就在地平线上消失了，没有临终遗言，也没有英雄面向镜头的最后

    笑容，十来二十个鲜明人物就此消失在几行不到的文字里头。这是格罗

    斯曼杀死他大部分角色的办法，说走就走。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那可

    全是行进中的漂亮生命呀？且再引一次琳达·格兰特(Linda Grant)的评语：“那是因为生命本来如此。”又或者木心先生更漂亮的一句名

    言：“我所见的生命，都只是行过，无所谓完成。”

    和平也好，战争也好，在《生活与命运》里头皆是人类生存的严苛

    背景。斯大林与希特勒治下的和平扭曲了人性，两个体制之间的战争却

    变态地解放了人性，这岂不荒谬？是的，格罗斯曼的二十世纪就是这样

    荒谬，托尔斯泰式的“正能量”几乎没有一点存在的机会。

    世界如此冷酷。一个私底下对国家政策有很多怨言的宣传人员，会

    在报纸评论上头指出，集体化政策之所以出现饥饿状况，是因为部分富

    农故意藏起粮食把自己饿死，好恶毒地抹黑国家。一个才瞎了双眼没多

    久的伤兵，退到后方医院，他在公共汽车站前请人帮忙登车，那些平时

    可能很懂得爱国爱军的平民百姓，却在车来的时刻自顾自地推挤拥上，不只不理会他，而且还把他撞倒在地上。他“用鸟叫般的声音叫喊起

    来。他的帽子歪到了一边，无可奈何地摇晃着棍子，他那一双瞎眼，大

    概也清楚地看见了自己的窘境”。盲人拿棍子敲打着空中，站在那里又

    哭又叫。一个瞎子，就这样被大家留在这片雪地。而伤兵医院里边，一

    个母亲终于找到了儿子，她对着尸体小声说话，怕他着凉还替他盖好被

    子。所有人都对她的平静感到惊讶，却不知道这“就好像老猫找到已死

    的小猫，又高兴，又拿舌头舔”。一个热心善良的德国老太太在俄国住

    了一辈子，这时却被当做敌方间谍带走，向当局诬陷她的其实就是她的

    邻居，可能是为了趁机霸占她的屋子。她的邻居不只不替她说话，而且

    还有意无意地用开水烫伤老奶奶留下来的猫，不久之后它也死了。一个

    一心向上的领导最喜欢关怀工人和农民的伙食，老在他们面前严词批评

    工厂厂长和地方干部，指责他们不真心为民服务。他的言语通俗“接地

    气”，甚至偶尔带点粗话，老百姓没有不喜欢的。可是一回到办公室，他却只谈数字和指标，要求下属削减群众的生活开支，提高工厂与农场

    的生产力。经过无数这样的细节之后，我还用得着说集中营里的惨况

    吗？就提一点好了，几个纳粹高官视察刚刚落成的毒气室，顺便在那四

    堵白墙之间举办晚宴。桌布上是浪漫的烛火与盛着红酒的玻璃杯，他们

    对着美食举杯祝贺最后方案的成功，似乎后来死在里头的几百万人真是

    破坏世界卫生的害虫。这是一个令人喘不过气的世界，在苏式社会现实

    主义背景下练笔长成的格罗斯曼，冷冷地一字字刻写，犹如照相。

    不过，就像潘多拉的盒子似的，格罗斯曼总能灵视般地在密不透风

    的铁箱内看见一点多余。好比他战时笔记里的这一段：“当你坐下来想

    要写些关于战争的东西的时候，很奇怪，你总是会发现纸上的空间不

    够。你写了坦克部队，写到了炮兵。但忽然间，又会记起一群蜜蜂如何

    在焚烧中的村庄上空飞舞。”这多出来的一点点，不只为他的直白书写抹上一股超自然的诗意，有时候还会替这个世界留下一点最后的希望。

    《生活与命运》里头最令大多数读者感动的一幕，当是医生索菲亚

    主动放弃了最后的求生窗口，好陪着萍水相逢的小男孩达维德走进毒气

    室，让这个天性喜欢动物的孩子不要孤单死去(他看见被杀的黄牛会

    哭，怀中总有一个养着蚕宝宝的火柴盒)。另一个同样脍炙人口的段

    落，是一名刚刚在地上看见儿子尸体的俄国太太，本来悲愤莫名，但在

    看着一个德军战俘走过的时候，却忘了报复，反而把手里的面包塞给那

    名瘦弱青年，就连她自己也搞不清楚自己这么做的原因。格罗斯曼管这

    类异常的善行做“人性的种子”；没有来由的、不起眼的种子。他

    说：“人类的历史不是善极力要战胜恶的搏斗，人类的历史是巨大的恶

    极力要辗碎人性的种子的搏斗。”

    书里这点点星火，一丝丝人性种子的芽苗，我忍不住坏心眼地怀疑

    它们其实是不是格罗斯曼的幻想。一个温柔的人不忍，于是文字成全。

    就像我曾在多年前介绍过的短篇《狗》，格罗斯曼为第一个被人类射上

    太空的实验狗“莱卡”写下了比现实美好得多的结局，让它回到地面，摇

    着尾巴回到饲养它的科学家身边，亲吻那双喂过它、摸过它，又把它送

    出大气层的手。这似乎是格罗斯曼的风格，常把想象力用在最悲伤的事

    情上头，在想象中陪伴孤独承受苦的生命，陪伴他，安慰他。这不是出

    于煽情，只是为了不忍。就像他在母亲死于德军手上的多年之后，写了

    一封寄给母亲的遗书，在那里面，他不停想象母亲最后时刻的情景，似

    乎自己就在她的身边。他甚至想到了妈妈生前见到的最后一个人，是否

    就是那个将会把她杀死的士兵。

    我的这种猜测，来自我对格罗斯曼这个人的一丁点理解。1961年冬

    天，他死前两三年，《生活与命运》已被当局收走，完全看不到出版希

    望；在那个体制之内，他的文学生命也已走到尽头，此时的他拖着病躯

    来到亚美尼亚旅游。一天，不知是胃癌影响，还是酒精作用，他在朋友

    的车上忽然腹绞，可生性害羞的他不好意思张扬，眼看就要上吐下泻，尊严尽丧。好在朋友半途停车加油，他趁机奔去厕所。事后，他在笔记

    里回忆：“我记得莫斯科的作家都不喜欢我，认为我是个失败者，是个

    可怜虫。他们说得对，我完全同意。不过，就这件事看来，我倒觉得自

    己还是很幸运的。”他的身子开始破损，他倾其一生的巨著被捕，他的

    朋友所余无几；他不知道以后人家会拿他和托尔斯泰相比，他不知道俄

    罗斯政府会在2013年公开交还前苏联带走的文稿，更不可能知道这本书

    会被俄罗斯电视台改编成收视率极高的电视剧。但他竟然还是觉得自己

    幸运，就只是因为他来得及上厕所。

    梁文道2015 年7 月于北京译者序

    这是苏联赫鲁晓夫时期的一部禁书。斯大林时期禁书很多很多，勃

    列日涅夫时期也不少，比较开明的赫鲁晓夫时期禁书不多，主要的就是

    两部，一部是《日瓦戈医生》，另一部便是这部作品。《日瓦戈医生》

    有幸在国外很快出版，并因而使作者获得诺贝尔奖金。这部作品在作者

    生前一直未能出版。其遭遇比《日瓦戈医生》更苦、更悲惨。

    格罗斯曼是一位铁骨铮铮的伟大作家。正因为如此，他一生坎坷，他的作品的遭遇也是这样；正因为如此，在熟悉苏联文学的我国读者

    中，还很少有人知道这位伟大作家的名字。

    瓦西里·格罗斯曼是苏联的犹太裔作家。1905 年出生于乌克兰。

    1929 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数学物理系[1]。卫国战争之前，著有革命历史

    题材的长篇小说《斯捷潘·柯尔丘根》。卫国战争开始后，以《红星

    报》军事记者身份上了前线。在前线深入实际采访的同时，还勇敢地参

    加作战。1942年写出反映苏联人民英勇奋战的中篇《人民是不朽的》，因而蜚声文坛。 1943年开始创作反映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两部曲。

    1952 年两部曲的第一部《为了正义的事业》问世。受到广大读者的热

    烈赞誉。诗人巴让说，这是一部富有人性的、思想深刻的、不说恭维话

    的作品。其中心思想是：建立伟大功绩的主要是人民群众，不是像另外

    一些作品那样，把一切功绩归于斯大林。正因为此，这部作品一方面受

    到广大人民的欢迎和赞誉，另一方面，很快就受到官方评论界的严厉批

    判。1956 年起，格罗斯曼的作品不准再版，格罗斯曼的名字从此在文

    坛消失。

    格罗斯曼以顽强的毅力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继续创作斯大林格勒保

    卫战两部曲的第二部，并于1960 年完成。这便是本书《风雨人生》[2]。

    这已经是在苏共二十大之后，文学解冻已经开始。然而第二部的遭

    遇却更为悲惨。

    他把第二部手稿交给《旗帜报》编辑部。有几家报纸已经刊出小说

    的片断，本书出版的消息和广告都已发出，作家和读者都在欢欣鼓舞地

    等待着这部作品出版。但是因为《旗帜报》编辑部怕负责任，把这部作

    品上报。结果，保安机关抄了格罗斯曼的家，把所有的底稿抄走，全部

    焚毁，彻底消灭。苏斯洛夫说：这样的作品也许过二三百年才能出版!

    作者也在1964 年患癌症不幸病逝，未能看到这部凝聚了全部心血

    的作品问世。但是，这部作品的一份复写稿侥幸保存了下来。后来被拍成微缩胶

    卷偷运出国，于1980 年在瑞士出版。嗣后又被译成多种文字，在西方

    引起很大的轰动。评论家称之为：“这是本世纪真正的《战争与和

    平》。”

    《风雨人生》于1988 年在苏联出版后，引起热烈的反响。苏联评

    论家写道：“我们的评论家们常常叹息：为什么见不到描写1941至1945

    年战争的《战争与和平》？瞧，这就是!”有的作品，曾经红极一时

    的，随着时代的变迁，渐渐失去色彩；有的作品，曾经被压制、被扼杀

    的，随着时代的变迁，越来越显示出其生命力。书之所以遭禁，往往是

    由于书中触及了一些不能触及的问题，或者其中某些观点与当局的观点

    相抵触。历史上，当统治者走向历史的反面，不能代表人民利益的时

    候，便划定界限，设置幕障，不准透过幕障观察问题，不准说界外的

    话。格罗斯曼却透过帷幕、透过迷雾观察事物，说话只顾事实和真理，不顾界限，因而触怒了当时的领导层，因而这部作品成为超级禁书!

    格罗斯曼通过作品中人物的言语和思想发表了极其深刻、极其朴素

    的见解。是的，极其深刻，又极其朴素、极其简单。译者原来以为，深

    刻总是高深、深奥、复杂的同义语，是朴素、简单的反义词。译过这部

    作品之后，才懂得了：原来最深刻的道理也就是最朴素、最简单的道

    理。比如，一个国家与政党是不是进步的，要看是否能提高人民的生

    活，是否能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的自由。这个道理多么朴素、多么简

    单!

    格罗斯曼本来就是一位有胆有识的作家。斯大林去世，苏共二十大

    以后，苏联知识界思想渐渐得到解放，格罗斯曼，则是走在思想解放运

    动的最前列。因此写作第二部时的思想深度又与写作第一部时大不相

    同。第二部中虽然有些人物仍是第一部中的人物，但事实上已经是另一

    部作品了。

    作品以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为中轴，以沙波什尼科夫一家的活动为主

    线，描绘出从前线到后方、从战前到战后、从城市到乡村、从高层到基

    层、从莫斯科到柏林、从希特勒的集中营到斯大林的劳改营……的广阔

    社会生活画面。正因为作家有敏锐的目光、无所畏惧的胆量和深厚的功

    力，他所描绘的画卷是真实的。评论者称《风雨人生》是当代的《战争

    与和平》，就是说，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一样，它为我们提供

    了一幅真实的当代社会生活画卷。

    作者运用的是传统的手法。用真正的现实主义精神和现实主义手法

    写出的作品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真正的现实主义是有强大的生命力的。那些粉饰苦难现实的作品不是现实主义的作品。

    当人民处在苦难中的时候，特别需要作家的真诚和勇气!

    格罗斯曼和广大人民一起经历了集体化时期，经历了1937 年的所

    谓肃反运动，经历了伟大的卫国战争，眼见广大人民用鲜血换得胜利之

    后，依然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作家洒着眼泪书写历史事实，探索苦难根

    源。

    我和老友冀刚合作翻译了《日瓦戈医生》，现在我又翻译了《风雨

    人生》。这是两部最著名的反思作品。但我觉得，这两部作品有很大的

    不同。帕斯捷尔纳克是真诚的，是有良心的作家，但他写作《日瓦戈医

    生》，只是一种叹息和悲伤，谈不到反思。格罗斯曼则不仅有真诚和良

    知，而且更有勇气，更有认识的勇气、面对现实的勇气。他写作《风雨

    人生》，不仅旨在创作真实的社会生活画卷，而且旨在进行深沉的反

    思。在所有的反思作品中，《风雨人生》是最应该称作反思作品的。

    格罗斯曼的观点并非今日苏共领导的观点。而《风雨人生》今天能

    够在苏联出版，任凭评论界和广大读者评说、赞誉，这说明今天苏共领

    导的开明。如果一个政党是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的，而不是实际的法西

    斯独裁者的话，是不应该压制不同意见的。人民的天下，人民可以对任

    何问题进行随意的探讨，这是理所当然的事。这也许是鉴别人民政府与

    独裁政府的主要标志之一。

    我一生译过不少苏联作品，其中我最喜欢的是两部，一部是《静静

    的顿河》，另一部便是这部作品了。这部作品并无曲折离奇的故事情

    节，但处处扣人心弦。

    亲爱的读者，读读这部作品吧!它使人清醒，使人觉悟，使人知道

    自己是一个人，使人知道怎样做一个人!

    力 冈

    1989 年6 月10日于安徽师大

    [1]格罗斯曼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化学专业。—编者注

    [2]本书1991年版译名为《风雨人生》，译者序中保留。—编者注导读

    “为长眠者发声”：

    瓦西里·格罗斯曼的生平与作品

    [英] 罗伯特·钱德勒 著

    李广平 译

    1905年12月12日，瓦西里·谢苗诺维奇·格罗斯曼出生于乌克兰的别

    尔基切夫市(Berdichev)，当时那是欧洲最大的犹太人聚居地之一。他

    父母都是犹太人，起初给儿子起名叫约瑟夫(Iosif)，但是这个名字一

    看就是犹太名，于是就改为俄语里对应的名字，叫瓦西里(Vasily)；

    他们家境殷实，早已融入当地社会。瓦西里年幼的时候，父母好像就已

    经离异了，他由母亲抚养长大，还有一位有钱的舅舅出钱帮助他们。

    1910年到1912年，瓦西里和母亲住在瑞士，很可能是在日内瓦。他母亲

    名叫叶卡捷琳娜·萨韦列夫娜(Yekaterina Savelievna)，后来做了法语

    教师，所以瓦西里一辈子法语都非常出色。1914年到1919年，他在基辅

    上中学，1924年到1929年，在莫斯科国立大学上学，化学专业。[1]

    入学

    不久他就意识到，文学才是自己真正的宿命。但是他对自然科学从未失

    去兴趣；《生活与命运》的中心人物维克托·施特鲁姆是一个核物理学

    家，这并非没有缘由，而施特鲁姆在很多方面都是作者的自画像。大学

    毕业后，格罗斯曼搬到了顿巴斯(Donbass)，那是个工业区，他先是

    在一个矿区当安全检查员，后来又在一所医学院校当化学老师。1932年

    他得以回到莫斯科，1934年发表了短篇小说《在别尔基切夫市》，得到

    马克西姆·高尔基、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艾萨克·巴别尔[2]

    等不同作家

    的赞誉。那一年，他还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格留考夫》[3]

    ，写的是顿

    巴斯矿工的生活。1937年，他加入了声望极高的苏联作家协会，长篇小

    说《斯捷潘·柯尔丘根》(1937年至1940年发表)获得斯大林奖提名。

    文学批评界常把格罗斯曼的人生分为两部分。例如，茨维坦·托多

    罗夫(Tzvetan Todorov)就认为，“功成名就的苏联大作家，彻底脱胎

    换骨的仅格罗斯曼一人，至少他是洗心革面最显著的。身为奴隶的他死

    了，一个自由人诞生了”。[4]

    这话说得可谓掷地有声。但是，若把他前

    后绝对区分开来，说他三四十年代是一个“从命”的作家，五十年代摇身

    一变，成了一个“持不同政见者”，还写出了《生活与命运》和《一切都

    在流动》，那可就错了。《格留考夫》今天读起来也许会显得沉闷，但

    是在当年，一定具有惊人的力量。1932年，高尔基对初稿颇有微词，说是“自然主义”。其实，“自然主义”是个苏联的暗语，凡是写出来的东西

    太真实，暴露了苏联的现实，有碍观瞻，统统说是“自然主义”。高尔基

    报告的结尾建议作者反躬自问：“我为什么要写作？我要证实的是什么

    真理？我想要哪种真理胜出？[5]

    即使是在那时，看到高尔基对真理的犬

    儒态度，格罗斯曼想必一定是厌恶的。然而不容否认，高尔基的直觉很

    有两下子；格罗斯曼对真理的爱将来会带来什么遭遇，似乎他已经觉察

    出来了。几年以后，格罗斯曼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四天》，里面引用了

    一句格言：“最真就是最美。”1961年，《生活与命运》的手稿被抄没以

    后，格罗斯曼居然给赫鲁晓夫写信，说：“我书里写的是我过去信仰

    的，并且现在继续信仰的东西。我只写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感受，自己

    的痛苦。”[6]

    格罗斯曼身上的某些东西—对真理的爱，或许还有批判的智慧—不

    仅令高尔基警惕，也引起了斯大林的警觉。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斯捷

    潘·柯尔丘根》也像《格留考夫》一样，已经够正统的了，但斯大林还

    是把它从斯大林奖金提名作品的名单上划掉了。他一锤定音，说这本小

    说写年轻的革命者，实际上是“同情孟什维克”。[7]

    其实，格罗斯曼既不

    是孟什维克，也不是殉道者；不过，在大恐怖时期，他显露出了相当大

    的勇气。1938年，他第二任妻子奥尔加·米哈伊洛芙娜(Olga

    Mikhailovna)被捕了。格罗斯曼立刻收养了奥尔加与前夫鲍里斯·古贝

    尔(Boris Guber)所生的两个儿子，古贝尔此前一年已被逮捕。如果不

    是格罗斯曼动作快，这两个孩子说不定会被抓起来，关到拘押“人民敌

    人”子弟的劳改营里去。接着，格罗斯曼给内务人民委员会[8]

    的秘密警

    察头子叶佐夫(Yezhov)写信，说奥尔加·米哈伊洛芙娜现在是他的妻

    子，不是古贝尔的妻子，因此，她前夫的事不应该拿她是问，他们已经

    完全断绝关系了。那年晚些时候，奥尔加·米哈伊洛芙娜被释放了。[9]

    格罗斯曼的朋友利普金评论说：“这一切看起来好像再正常不过，可在

    当时，胆敢给国家首席刽子手写这样的信，一定是非常勇敢的人。”[10]

    格罗斯曼好几篇描写逮捕和检举的短篇小说，就是在这个时候动笔写

    的，可是一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才首次得以出版。

    格罗斯曼的不同政见是逐渐发展而成的，并不是经过哪个单个的事

    件，一下子就成为异见人士了。像大多数人一样，他也有行为前后不一

    的情况。整个战争期间，他好像既不怕德国人，也不怕苏联秘密警察。

    但是，1952年，斯大林的反犹运动压力越来越大。官方登出一封公开

    信，说犹太医生要谋害斯大林的性命，呼吁以最严厉的手段惩办这些医

    生。格罗斯曼同意在信上签了名。[11]在那个节骨眼上，格罗斯曼居然示弱，这似乎很奇怪。有可能是他

    一时的失常：当时他刚刚和诗人兼编辑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

    (Aleksandr Tvardovsky)有过争执，头脑不怎么清楚，就在这个时候，上头让他签字。[12]

    然而，《生活与命运》几乎是一部百科全书，把极

    权社会错综复杂的人生百态和盘托出，也从未有人比格罗斯曼更好地明

    确写出个人要想抵抗极权压力的艰难：

    但是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把他压住。他感觉到它的威慑的重量，它

    强迫他按它的意图去想，强迫他按照它的意思写。它就在他身体内部，强迫他的心收缩，溶解他的决心……

    只有不曾亲身体验过这种力量的人，见到有人屈服于这种力量，才

    会感到惊讶。亲身体验过这种力量的人，感到惊讶的倒是另一点：敢于

    发一下火，哪怕是迸出一句怨言，或者很快地做一个表示抗议的手

    势。[13]

    格罗斯曼并不想掩盖自己的失策。他最自责的是1941年德国入侵之

    后，没有把母亲从别尔基切夫接出来。但是他也怪罪妻子，因为她和母

    亲关系不好。战争前夕，格罗斯曼曾向妻子提出接母亲来莫斯科，住在

    他们家里，妻子奥尔加·米哈伊洛芙娜却说地方太小，不方便。[14]

    1941

    年9月，他母亲，叶卡捷琳娜·萨韦列夫娜，被德国人杀害了。同时被害

    的还有生活在别尔基切夫的30000名犹太人的大多数。

    格罗斯曼死后，在他的文件里发现了一个信封。里面有两封信，是

    他在1950年和1961年写给他死去的母亲的，一封是母亲九周年忌日那天

    写的，另一封是母亲二十周年忌日那天写的，除了信还发现了两张照

    片。格罗斯曼在第一封信里写道：“我总在想，你是怎样死的，是怎样

    走到被害的地方，我想了几十次，也可能想了几百次，杀害你的那个人

    长得什么样，那人是最后一个见过你的人。我知道，当时你心里一直都

    在想着我。”[15]

    有一张照片是母亲和瓦西里的合影，照片上的他还是一

    个小孩儿；另一张照片是格罗斯曼从一个德国党卫军军官的尸体身上取

    下来的，照片上是一个大坑，坑里有几百具裸体的女尸，有成年妇女，也有小姑娘。母亲的死令格罗斯曼极度内疚，他和妻子相互指责，这一

    切都反映在《生活与命运》里了。书中的人物安娜·谢苗诺芙娜(Anna

    Semyonovna)就是格罗斯曼母亲的形象，她给儿子写了一封信，好不

    容易才把信托人偷偷带出了犹太人隔离区。在所有为东欧犹太人发出的

    悲叹之声中，我不知道有哪个比这一封信更令人动容。[16]

    格罗斯曼也许把战争当做了赎罪的机会。他不顾视力不好，健康欠

    佳，报名参军想当一名普通士兵。结果，他被分配到苏联红军的报纸《红星报》当战地记者，很快便赢得各方好评，其坚韧勇敢给几乎所有

    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报道了所有的主要战役，从莫斯科保卫战到攻

    克柏林。普通士兵和高级将领都爱看他的文章。成群的前线士兵聚集在

    一起，而其中一人从唯一一份《红星报》大声朗读报纸的内容；作家维

    克多·涅克拉索夫曾在斯大林格勒参加战斗，他记得“登载着格罗斯曼和

    爱伦堡文章的报纸被读了又读，直到报纸已经变得破破烂烂”。[17]

    没有哪个记者像格罗斯曼那样报道“无情战争的真情实况”(格罗斯

    曼语)。他的记事本上很多大段的文字，要是被秘密警察看见了，很可

    能会治他死罪。有些话对军队高官们的形象非常不利，有的报道居然不

    顾禁忌，把开小差、勾结德国人等通敌行为都记录了下来。

    他的笔记本里记满了出乎意料的事情，很多都在《生活与命运》里

    再现了出来。早期的笔记有这么一条：“前线的气味通常是停尸房和铁

    匠铺那两种气味兼而有之。”格罗斯曼到斯大林格勒没几天就发回了报

    道：“落日余晖照在广场上，有一种阴森怪诞的美：浅粉色的天空透过

    成千上万空洞的窗口和屋顶朝外看着。一幅巨大的宣传画用俗气的颜料

    写着：‘光辉大道。’”[18]

    格罗斯曼采访从来不记笔记，或许是怕吓着被采访的人。他喜欢凭

    借过人的记忆写稿。他能让各行各业的人，不论男女，都信任他：狙击

    手、将军、战斗机飞行员、苏军惩戒营里受惩罚的士兵、农民、德国战

    俘，以及在德国占领区冒着被治罪的危险继续授课的学校教师。《红星

    报》总编辑奥滕伯格(Ortenberg)写道：“斯大林格勒前线的记者都很

    惊讶，格罗斯曼居然让师长打开了话匣子，这个沉默寡言的西伯利亚人

    和他一谈就是六个小时……格罗斯曼问什么，他都毫无保留地奉告。在

    这战事危急的关头，师长还这么有问必答。”[19]

    奥滕伯格还写过这样的

    话：“我们没催过他，因为都知道他是怎么干活的。不管条件多么差，不论是在一灯如豆的破棚子里，还是在野地里，不论是躺在床上，还是

    在满屋子人的农舍里，他都能写下去，但写得很慢，他始终全神贯注，投入了全部精力。”[20]

    1943年，斯大林格勒的德军投降后，苏军先头部队解放了乌克兰。

    格罗斯曼当时随军报道。他听说在巴比谷(Babi Yar)有十万人惨遭屠

    杀，其中大部分是犹太人。过了不久，在别尔基切夫，他得知了母亲遇

    害的详情。《旗帜报》(Znamya)刊出了他的一篇小说《老教师》，讲的是有一个城市，跟别尔基切夫差不多，但没提城市的名，城里有好

    几百名犹太人遭到屠杀，故事主要讲的是屠杀前发生的事。他还写了一

    篇文章《没有犹太人的乌克兰》，是对死者的长篇祷告。这篇文章被《红星报》退稿，但是“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报纸用意第绪语(主

    要是犹太人的语言，近似德语，也掺杂着希伯来语和斯拉夫语—译者

    注)刊登了出来。[21]

    这两篇文章是世界上最先揭露犹太人大屠杀的报

    道。[22]

    格罗斯曼还写了一篇生动而冷静的文章《特雷布林卡地狱》

    (1944年下半年发表)，这是世界上第一篇揭露纳粹死亡集中营的文

    章，其他报道，不论何种语言，都在它后面。这篇文章在纽伦堡审判时

    再次刊出，还被用作证词。

    有关犹太人大屠杀的作品，迄今已经出版很多，可是即便今天，大

    屠杀惨烈的程度，世人还是难以想象。说到犹太人种族灭绝

    (Shoah)，乌克兰历次屠杀是开始，波兰各死亡集中营是高潮。格罗

    斯曼是调查纳粹灭犹的第一人。纳粹党卫军竭力销毁波兰特雷布林卡

    (Treblinka)灭绝营的痕迹，妄图毁灭罪证。格罗斯曼采访了当地农民

    和四十位幸存者，设法重现了这个灭绝营的内部结构和诱杀伎俩。他深

    入透彻地写到纳粹的骗术，写到“党卫军研究死亡的神经科医生”如

    何“再一次蒙骗了人们的思想，故意散播一丝希望……他们一字一顿地

    大声说：‘妇女儿童要把鞋脱掉，袜子要放进鞋里，要整洁……进浴室

    的时候必须带上身份证件、钱、毛巾和肥皂。我再说一遍……”[23]

    英国

    诗人、哲学家柯勒律治(Coleridge)曾经给“想象力”下过这样的定

    义：“让灵魂摆脱客观事实的禁锢而获得自由，这种摆脱的能力就叫想

    象力。”显然，格罗斯曼天生就有这个能力，并且达到了最为高超的水

    平。

    但是，苏联官方的宣传口径是这样的：在希特勒统治下，各族人民

    的苦难都是一样的。如果有人说，犹太人所受的苦难最为深重，苏联官

    方就用一个标准答案来反驳：“死人都一样，不要做区分。”

    一旦承认了绝大多数死者是犹太人，就没法否认苏联的其他民族是

    种族灭绝的帮凶了；再说，斯大林本人就是反犹的。1943年到1946年，格罗斯曼和爱伦堡都在为“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撰写《黑书》(The

    Black Book)。这是一部纪实作品，记述了在苏联和波兰的土地上发生

    的屠杀犹太人的事件。但是《黑书》从来就没有出版过。[24]

    不管怎么

    妥协让步，这样的书，苏联是不会允许出版的。

    长篇小说《人民是不朽的》也像《斯捷潘·柯尔丘根》一样获得了

    斯大林奖提名，可是，尽管评选委员会一致推选，斯大林还是将它否决

    了。格罗斯曼的下一本小说《为了正义的事业》，刚开始的时候获得好

    评，可是后来却遭到批判。这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格罗斯曼是犹太

    人；第二，当时正是斯大林统治如日中天的时候，战争的实际情况一点儿都不许写，战争第一年的惨败更不许写了。“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

    会”其他领导成员都已经被捕的被捕，被杀的被杀，新一波大清洗马上

    就要开始。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若非如此，格罗斯曼几乎肯定也会

    被捕。

    接下来的几年格罗斯曼获得了公众意义上的成功。他被授予了声望

    极高的“红旗劳动勋章”，《为了正义的事业》也再版了。这个时候，格

    罗斯曼正在写他那两部杰作：《生活与命运》和《一切都在流动》。这

    两部作品都是直到1980年代后期才在俄罗斯出版问世。[25]

    《为了正义

    的事业》政治上没有《生活与命运》那么异端。作者本来想把《生活与

    命运》作为《为了正义的事业》的续篇来写。《生活与命运》里的人

    物，很多也都是《为了正义的事业》里的人物，但是最好把《生活与命

    运》作为一部独立的小说来看。这本书很重要，不仅是文学巨著，也是

    史学鸿篇。斯大林统治下的俄国，没有比这本书更为全面的描写。其他

    持不同政见作家—沙拉莫夫、索尔仁尼琴、曼德尔施塔姆夫人，他们的

    感召力来自他们都是体制外的人；而格罗斯曼的感召力，至少部分地来

    自他对苏联社会各个层面都了如指掌。《生活与命运》是一整个时代的

    写照。在《生活与命运》中，格罗斯曼实现了很多苏联作家竭尽全力却

    没有取得的成就。书中每个人物，不管如何生动地呈现，都代表了某一

    群人或某个阶层，其命运是那个阶层的命运的缩影：施特鲁姆代表的是

    犹太知识分子；戈特马诺夫代表犬儒的斯大林主义官员；1930年代成千

    上万老布尔什维克被逮捕，阿巴尔丘克和克雷莫夫是其中的两个；1941

    年苏军一败涂地，当局迫不得已，一度改弦易辙，先不看党员的出身，而看他能不能打仗(至少有几年是这样)，诺维科夫就是这样一位可敬

    的军官，苏联实行这个政策后，他的能力才得到承认。这部小说，不论

    是文体，还是结构，都没有什么标新立异的地方。但格罗斯曼书中的道

    德拷问步步紧逼，他把苏联共产主义等同于纳粹主义，这可是异端邪

    说。若不是因为他这个论调，《生活与命运》几乎就奇怪地符合了当局

    的要求：要求作家写出真正的、苏维埃史诗般恢弘的作品。然而他却说

    苏联共产主义和纳粹国家社会主义是互为镜像，那个时候，即使是在西

    方，能听懂这话的人也没有几个。这个政权最引以为豪的就是打败了纳

    粹，没有什么比这个异端邪说更触目惊心了。

    格罗斯曼有两个知己密友，一个是谢苗·利普金(Semyon

    Lipkin)，一个是叶卡捷琳娜·扎波罗茨卡亚(Yekaterina

    Zabolotskaya)。1960年10月，格罗斯曼不顾这两个朋友的劝告，把

    《生活与命运》的手稿交给了《旗帜报》的编辑。当时正是赫鲁晓

    夫“解冻”时期，格罗斯曼胸有成竹，认为这本小说能够出版。1961年2月的一天，三个克格勃(KGB)军官来到他家，抄没了他的手稿和相关

    资料，连复写纸和打印色带都没收了。当局不逮捕人而“逮捕”书，苏联

    历史上只有两次，这回是其中一次。[26]

    除了《古拉格群岛》，还没有

    哪本书被认为这么危险。[27]

    当局叫他在一个保证书上签字，保证不把

    克格勃这次登门造访的事和别人讲。他拒绝签字。但克格勃的其他要

    求，他好像照办了。他把这几个克格勃军官领到他表弟家，让他们把其

    他两份手稿也抄去了。但是，格罗斯曼另外还备了两份手稿，克格勃竟

    然没发现：一份留给了谢苗·利普金保存，一份留给了廖丽亚·多米尼吉

    娜(Lyolya Dominikina)保存。廖丽亚是他学生时代的朋友，和文学界

    没有任何联系。

    很多人都认为格罗斯曼过于天真了，居然心存幻想，以为苏联当局

    会允许他出版《生活与命运》。利普金和扎波罗茨卡亚就持这种观点。

    根据他们的说法，格罗斯曼之所以同意把这本小说多备一份手稿，全因

    他们的坚持。[28]

    但是，诗人科尔涅伊·楚科夫斯基(Kornei Chukovsky)

    在1960年12月27日那天的日记里这样写道：“格罗斯曼接到赫鲁晓夫秘

    书打来的电话，说这本小说太好了，正是目前所需要的，说他要把自己

    的读后感告诉赫鲁晓夫。”这是传闻，不知是真是假。即便没来电话，楚科夫斯基对此事的重视，这就很不一般。[29]

    我个人并不觉得格罗斯曼天真。不论是人的心理活动，还是苏联政

    权的内部运作，显然他都是非常熟悉的。1956年赫鲁晓夫公开谴责斯大

    林。从那时起，政治形势一直在迅速演变。今天回过头来评说当时的政

    治形势，事后聪明，肯定不费吹灰之力。艺术批评家伊格尔·格隆斯托

    克(Igor Golomstock)跟我讲过，当时很多有头脑的人期望值都很高，他们深刻批判苏联政权，但他们都像格罗斯曼一样，一辈子都是在苏联

    体制内度过的。利普金说得很明白，格罗斯曼知道自己有被捕的可能；

    我的看法是这样的：格罗斯曼当时有可能只是厌倦了搪塞支吾，当局今

    天要求这样，明天要求那样，他厌倦了，不想再跟着它的指挥棒转了。

    他没料到，这回和往常不一样，没逮捕他本人，却把他的小说逮捕了。

    他把这本书的手稿在廖丽亚·多米尼吉娜那儿也存了一份。[30]

    不过，为

    慎重起见，他连利普金都没告诉，以防万一。

    格罗斯曼不断要求出版他的小说。隔了一阵子，赫鲁晓夫和勃列日

    涅夫当政年代主管意识形态的一把手苏斯洛夫召见了他。苏斯洛夫把早

    就对格罗斯曼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遍：这本小说，两三百年内都休想出

    版。正如讽刺作家弗拉基米尔·沃伊诺维奇(Vladimir Voinovich)曾指

    出的，比苏斯洛夫的傲慢更令人惊奇的，是他居然很识货，一眼就看出

    这本小说持久的重要性。[31]格罗斯曼担心这本小说会就此付之东流，心情非常抑郁。用谢苗·

    利普金的话说：“格罗斯曼在我们眼前一天天老下去。他那卷曲的头发

    变了样，白发比以前更多了，有点儿谢顶。哮喘病……又犯了，走起路

    来趿趿拉拉。”[32]

    用格罗斯曼自己的话说：“他们在一个黑暗的角落，掐

    死了我。”[33]

    但是，格罗斯曼并没有就此歇笔。他写了一篇生动的亚美

    尼亚游记《愿你和平》，紧接着又完成了《一切都在流动》，这本书批

    判苏联社会，笔锋比《生活与命运》还要犀利。它一半是小说，一半是

    沉思，书中有对苏联劳改营的简要研究，关于1930年代大恐怖大饥荒

    令人动容的描写，对列宁慷慨激昂的抨击，还有对俄罗斯“奴隶的灵

    魂”的深刻反思(至今还令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激愤不已)。可是这个时

    候格罗斯曼已经罹患胃癌。1964年9月14日晚间，别尔基切夫犹太人大

    屠杀二十三周年纪念日前夕，格罗斯曼与世长辞了。[34]

    在结构上，《生活与命运》和《战争与和平》差不多：聚焦一个家

    庭，家族成员各有各的故事，这些故事合在一起，全国的大千世界就一

    览无余了。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芙娜·沙波什尼科娃是一位精神思想

    扎根于革命前知识分子民粹主义传统的老太太。她的子女以及子女的家

    人是这本小说的中心人物。书中有两个次要情节，一个在俄国的劳改

    营，一个在物理研究所。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芙娜的大女儿叫柳德

    米拉，这两个情节围绕她的前夫和现任丈夫来写。亚历山德拉·弗拉基

    米罗芙娜的小女儿叫叶尼娅。书中还有两个次要情节，一个写她的前夫

    克雷莫夫，一个写她现在的未婚夫诺维科夫。克雷莫夫被逮捕，关进了

    莫斯科卢比扬卡监狱；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时候，诺维科夫指挥坦克集

    团军，立下汗马功劳，后来鸟尽弓藏，也与当局发生冲突。沙波什尼科

    夫一家人，亲戚朋友不少，他们又都生出不少故事：有在斯大林格勒发

    电厂工作的，有在前线当兵的，有在德国集中营里组织暴动的，也有被

    牲口车运到毒气室处死的。

    格罗斯曼曾经写道，斯大林格勒街垒战期间，他只能读一本书，就

    是《战争与和平》。[35]

    《生活与命运》这个书名和《战争与和平》相

    似。他之所以选这个书名，似乎是要挑战读者，把这两本小说比较一

    番。《生活与命运》经得起这样的比较。托尔斯泰再现了奥斯特利茨战

    役，格罗斯曼再现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生动的手笔至少不亚于托翁。

    遭到长时间轰炸是个什么滋味，战时应该有什么“居家”小常识，格罗斯

    曼也写得非常逼真，例如，书里写到，必须要有一个坚固的地下掩体，这是性命攸关的大事。有一段描写崔可夫将军的地下掩体被摧毁了，结果军官们一个接一个把自己手下的人从掩体里撵了出去，像这样出人意

    料的有趣段落比比皆是。

    书中还描写了斯大林保卫战期间大家不分官阶、一律平等的战友之

    情，然后笔锋一转，写党的官僚们觉得这种精神比德国人还要凶险，于

    是要将这种精神根绝。书中描写俄国胜利后斯大林格勒一片悲伤的场

    景，读来同样感人：战争中全世界都看着斯大林格勒，这座城市当时

    是“世界名城”，“它的灵魂就是自由”。可是，战役结束以后，它便沦为

    众多被战火焚毁的城市中的一座了。[36]

    也和托尔斯泰一样，格罗斯曼书中采用了与很多人的观点不同的视

    角：既有普通士兵对身边形势的直接感受，也有史学家、哲学家高远的

    展望。格罗斯曼全局性的思考比托尔斯泰更有看头，也更多样化；有些

    想法简练隽永。克雷莫夫在被捕前夕终于明白，无辜战友被捕时自己没

    有站出来说话，不光是因为害怕：正是“革命的目的以道德的名义摆脱

    了道德”。[37]

    克雷莫夫被捕后，他的思想迸发出诗的力量：“从革命的活

    的机体上把皮撕下来，新时期想用革命的皮来打扮自己，而把无产阶级

    革命的带血的肌肉和热腾腾的心肝抛进垃圾堆里，因为新时期不需要这

    些。需要的只是革命的皮，所以把这张皮从活人身上剥下来。披上革命

    的皮的人便说起革命的话，做起革命的动作，但是脑子、肺、肝、眼睛

    却是另外一种人的。”[38]

    格罗斯曼的反思的力量，并非来自形象的描写，而是来自严谨的逻

    辑，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慢慢道来。全书从头到尾贯穿着一个非同寻常的

    观点：极权国家运作的机理和现代物理学一样，都着眼于概率，不关心

    因果关系；看的是巨大的总量，而非单个的人或粒子。有时候，他把逻

    辑寓于诗情之中；在斯大林格勒，斯大林从希特勒手里一把夺过反犹主

    义这把剑，这个夺剑的形象是个画龙点睛的收尾之笔，点明了纳粹主义

    和斯大林主义本质上是一回事。

    格罗斯曼在一篇假借书中人物伊康尼科夫谈论“愚蠢的善举”的文章

    中最为直截地表达了他的观念。伊康尼科夫以前是托尔斯泰的信徒，不

    久前亲眼看见20000名犹太人惨遭屠杀。[39]

    每当听到诸如创造世界新秩

    序这话，我们最好回想一下这篇文章里的某些想法：

    哪里有善的曙光升起—这种善是永恒的，并且永远不会被恶所战

    胜，当然那种恶本身也是永恒的，也永远胜不过善—哪里就会流血，就

    会有大批儿童和老人死于非命。不但是人，就连上帝也无法消除现实的

    恶。[40]

    看样子，只有个人才能保住这颗种子令它存活，只有未被国家意识形态征用的语言才能讲到这颗种子。德国人命令伊康尼科夫去修建毒气

    室，他拒不从命，此举实际上是将他自己置于死地。在此之前，他找到

    一位意大利神父，用一种令人难忘的混杂着意大利语、法语、德语的大

    杂烩语言问了一个深奥的问题：“Que dois-je faire, mio padre, nous

    travaillons dans una Vernichtungslager.”(“咱们在建毒气工厂了。神甫，我该怎么办？”)[41]

    有人说，格罗斯曼的文笔有点儿笨重，典型的苏式

    风格；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格罗斯曼能写出各种各样诗一般的语言，有伊康尼科夫笨拙、破碎的语言，也有克雷莫夫自我谴责时那种雄辩的

    语言，但是他不太相信为诗而诗，所以，只有在平常语言不足以表情达

    意的时候，他才写诗意的语言。

    或许只在一个方面，格罗斯曼不如托尔斯泰：他没有托尔斯泰那样

    高超的再现鲜活而完整的生命的能力。托尔斯泰刻画的年轻的娜塔莎·

    罗斯托娃那种形象，《生活与命运》里面是找不到的。但是，格罗斯曼

    描写的是欧洲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之一，所以尽管最后一章歌颂明媚的春

    光，写到耀眼的阳光照在冰雪上，别廖兹金(Byerozkin)和他的妻

    子“从亮光中穿过，就好像从密密的树丛中穿过”，但这部小说的整体色

    调是阴郁的，大多数的陪衬情节都以主要人物的死亡作结，有时候死去

    的还不止一人。不过，格罗斯曼并不是没有爱、没有信仰、没有希望。

    在他的信念里甚至含有一种坚强的、清醒的乐观精神，他坚信，即使身

    陷苏联或纳粹的集中营，也并非不可能坚守道义，仁慈待人。格罗斯曼

    能够细腻地理解人的过错、人的疑虑、人的表里不一，理解道义选择是

    痛苦的、复杂的，这种理解给予他的作品非凡的价值。

    这种对于道德的微妙的理解，是让我们将格罗斯曼与另一位作家—

    契诃夫—联系起来的诸多特质之一，尽管二人在写作篇幅上大不相同。

    《生活与命运》有很多章节，单个拿出来与契诃夫的短篇小说惊人地相

    似。阿巴尔丘克和一个朋友争论不休，不料几小时后这个朋友被一个罪

    犯杀害。阿巴尔丘克把罪犯的名字告诉了劳改营当局，这样做相当于自

    寻死路。他觉得做一个堂堂君子是立身之本，告发凶手更让他自觉义薄

    云天。底气一足，对死去朋友的怒气更大了，想好好教训教训他。读者

    一方面赞赏阿巴尔丘克的勇敢，一方面厌恶他的自命正直。

    书中关于斯大林格勒年轻士兵克里莫夫那一章也颇有契诃夫式的讽

    刺意味。克里莫夫遇到德军轰炸，迫不得已在一个弹坑里躲了几个小

    时。以为身边躺着的是一个俄国同志，他突然感到一种他不应有的对于

    人类温暖的需求。这个杀人有术的侦察员于是握住了那人的手。没想到

    那人是个德国兵，碰巧也在这个弹坑里躲轰炸。等到轰炸结束，这两个

    士兵才意识到彼此都弄错人了；他俩默默地爬出了弹坑，各自都害怕被上级看见，说自己通敌……在关于红军驾驶员谢苗诺夫的一章里，格罗

    斯曼提出了相似的问题，但是说得更含蓄。谢苗诺夫被德国人俘虏，在

    奄奄一息快要死了的时候，德国人把他给放了。这时候，一个乌克兰农

    家老太赫里斯佳·丘尼娅克把他接进自己的茅舍，给他喂饭，护理

    他。[42]

    过了一个多月，谢苗诺夫恢复了体力，一个邻居来串门，谈着

    谈着就谈起了农业集体化。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的救命恩

    人，“这个舒适的农舍的女主人”[43]

    曾几何时几乎快要饿死了，当时命悬

    一线，就像他自己刚住进来的时候一样。而赫里斯佳那天晚上睡觉前，觉得要在胸前画个十字才安心；字里行间看得出，如果她早知道谢苗诺

    夫是赞成农业集体化的，并且是从莫斯科来的，恐怕不一定会救他的

    命。仅仅十二年前，正是那些莫斯科来的苏共党员、共青团员导致她全

    家人活活饿死的惨剧。她对人善良，似乎和她的认识水平无关；甚至可

    能正是因为她的缺乏认识。

    正好像《生活与命运》可以作为一系列微型画像来看，在格罗斯曼

    看来，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合在一起，也可以作为一部史诗般宏大的作

    品来读。格罗斯曼塑造的一个人物向契诃夫表达了敬意，他的一番话道

    出了格罗斯曼自己的希望和观点：

    契诃夫使我们认识了整个的俄罗斯，俄罗斯的各个阶级、阶层、各

    种年龄的人……但是不仅如此。他使我们认识了这平平常常的许多人，明白吗，俄国的平常人!……契诃夫说：让上帝到一边去吧，让所谓伟

    大的先进思想到一边去吧，首先是人，我们要善良，要关心人，不管什

    么人，僧侣、庄稼汉、百万巨富的工厂主、萨哈林的苦役犯、饭店的跑

    堂；首先要尊重人，怜惜人，热爱人，不这样绝对不行。[44]

    我们或许可以把《生活与命运》称为契诃夫式的人性史诗。像任何

    一部伟大的史诗作品一样，这本书偶尔也超出了史诗的框架。在驶向灭

    绝营的火车上，一个已届中年、没有孩子的医生索菲亚·奥西波芙娜·列

    文顿 “收养”了小男孩达维德。格罗斯曼不光把自己的生日—12月12日—

    给了这个孩子，还把自己很多童年的回忆也给了他。当一个德国军官下

    令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走出队列时，索菲亚没站出来，她不肯扔下达维

    德不管，不肯扔下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了认同感的犹太人们，而宁可放

    弃自己的生命。一大群人被赶进了毒气室，索菲亚和达维德也在这群人

    里。达维德是先死的，索菲亚感到孩子的身体在她怀里渐渐沉下去。这

    一章是这样结尾的：

    这孩子的身体小得像鸟儿一样，比她先走了一步。

    “我做妈妈了。”她想道。这是她最后一个念头。

    可是她的心还活着：心在紧缩，疼痛，在怜惜你们，活着的和死去

    的人们。索菲亚感到一阵恶心，就把达维德，已经成了尸体的孩子紧紧

    搂在怀里，她也成了死人，成了尸体。[45]

    索菲亚·奥西波芙娜在弥留的时刻第一次感到了母爱的力量。她终

    于当上了妈妈—可是，她给孩子带来了生命还是带去了死亡？我们不能

    说：达维德已经死了。达维德瓦西里还活着—索菲亚一定也还活着，因为她的心不仅怜悯已经死去和正在死去的人们，不仅怜悯她同时代的

    人，而且也怜悯“你们大家”，也就是说，怜悯我们这些读者。或许她给

    瓦西里·格罗斯曼，也给一些读者，带来了更充实、更深刻的生命，虽

    然这生命痛苦照旧。

    格罗斯曼曾经给爱伦堡写过一封信谈《黑书》。正像信里所说，他

    深感为死者说话，“为长眠者发声”[46]

    ，是他的道义责任。 但同样重要

    的，是他感到死者在支撑着他；他相信死者的力量能够帮助他履行为生

    者尽力的职责。维克托·施特鲁姆的故事，结尾处有一种谨慎的乐观，从中可以清楚看到格罗斯曼这种责任感。施特鲁姆明知那些人是无辜

    的，可是不昧着良心构陷他们，自己那几个新到手的特权就没了，于是

    一反常态地在官方的诽谤信上签上了名。施特鲁姆希望他死去的母亲下

    次会帮助他，让他有所长进；他在小说里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样说

    的：“好吧，咱们就试试吧……也许，我还有足够的力量。妈妈，妈

    妈，这是你的力量。”[47]

    格罗斯曼母亲的二十周年忌日那天，他给母亲写了一封信。他的情

    感在信中表达得更加明白：“亲爱的妈妈，我就是你，只要我活着，你

    也就活着。我死以后，你还会继续活在这本书里。我把这本书题献给

    你，书的命运是和你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的。”[48]

    他感到母亲就在这本

    书里活着，这似乎让他觉得《生活与命运》这本书本身就是一个活体生

    命。[49]

    他给赫鲁晓夫写了一封信，以一句挑战的话作结：“我花费毕生

    心血写成的书正在坐牢，那么，我自己的人身自由、我现在的职位都是

    毫无意义的，都是虚假的。这本书，我写了就不会抛弃，过去不抛弃，现在也不抛弃……请你把自由还给我的书。”[50]

    约翰·加勒德(John Garrard)和他的夫人卡罗尔(Carol Garrard)合

    写了一本优秀的格罗斯曼传记《别尔基切夫的灵骨》。约翰·加勒德来

    信说，格罗斯曼有“两个未愈合的伤口”：第一个伤口是沉默的文化。苏联犹太人的死亡，当地老百姓做了帮

    凶。在前苏联的领土上，大家至今还保持沉默，绝口不提这件事。有一

    位美国和平卫队的志愿者被分配到别尔基切夫工作，上个月她给我来信

    说，她正在寻找犹太人大屠杀的准确地点。她请乌克兰朋友帮忙寻找

    (她会说乌克兰语)，大家却茫然看着她，都矢口否认，说没发生过这

    样的屠杀，也没有这样的尸坑。第二个伤口与斯大林格勒战役有关。通

    往著名的“斯大林格勒陵墓”的花岗岩墙上刻着一排大字：“一个德国兵

    问道：‘他们又向我们进攻了，他们能是普通人么？’”在陵墓的大厅内，一个苏联红军战士的回答用烫金大字刻在了墙上：“是的，我们确实都

    是普通人，活下来的没有几个，但是为了神圣的俄罗斯母亲，我们都履

    行了爱国者的责任。”

    这些话是从格罗斯曼一篇文章上摘录下来的，该文题目是《在主传

    动线上》，最初刊登在《红星报》上，后来《真理报》也转载了。但

    是，这个纪念馆的设计师们并没有注明这两句话的作者是格罗斯曼。纪

    念馆的导游人员至今仍然在说，他们不知道这个语录的作者是谁。[51]

    纪念馆修建期间，格罗斯曼在默默无闻中死去。纪念馆1959年奠

    基，1967年完工；《生活与命运》1961年被“逮捕”，格罗斯曼于1964年

    逝世。苏联当局对待格罗斯曼的方式，似乎是将他劈作两半，两个“格

    罗斯曼”互不相干：一个是持不同政见的犹太人，他的作品必须保持沉

    默；另一个则代表了“苏联人民的声音”，他的话可以用巨大的字体刻在

    墙上，只要不提他的名字就好。直到今天，斯大林格勒陵墓始终没有注

    明作者就是格罗斯曼。格罗斯曼天上有知，对此可能只会耸耸肩；

    他“为长眠者发声”，如果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才会更令他失望不安。

    2006年6月

    2010年11月修订

    [1]西方见证犹太大屠杀最为知名的作家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终生从事的也是工业化学

    师的工作。与格罗斯曼一样，莱维也是精确描写和分析的大师。

    [2]见谢苗·利普金的《瓦西里·格罗斯曼的斯大林格勒》(Stalingrad Vasiliya Grossmana，阿迪

    斯出版社，1986)，第10页。巴别尔：“用新的眼光发现了我们的犹太首都。”布尔加科夫：“有

    价值的东西还是能够出版的!”

    [3]这个书名取自德文Glück auf，短语的字面意思是“上来，好运!”，原是矿工从井下回到地

    面上的时候，地面上的人打招呼用语。后延伸为“祝你好运”。

    [4]茨维坦·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希望与回忆》(Hope and Memory，伦敦：大西

    洋出版社，2005)，第50页。

    [5]谢苗·利普金，《战车》(Kvadriga，莫斯科：Knizhny sad出版社)，第516页。

    [6]利普金，《战车》，第577页。

    [7]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该党分裂为两派：布尔什维克派和孟什维克派。1917年布尔什维克政变后，孟什维克大多被捕或流亡。

    [8]苏联安全部门多次改名。按时间顺序，最重要的名称和缩写为：契卡(Cheka)，国家政

    治保安总局(OGPU)，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国家安全委员会(KGB，即：克格

    勃)。

    [9]关于这个故事更全面的记述，包括格罗斯曼给叶佐夫写的措辞巧妙的信之全文，见约翰·

    加勒德(John Garrard)和卡罗尔·加勒德(Carol Garrard)合著的格罗斯曼传记《别尔基切夫的

    灵骨：瓦西里·格罗斯曼的生活与命运》(The Bones of Berdichev: The Life and Fate of Vasily

    Grossman，自由出版社，1996)，第122—125页和第347—348页。

    [10]利普金，《战车》，第518页。托多罗夫责备格罗斯曼没有设法为鲍里斯·古贝尔辩护是

    毫无道理的，哪怕是暗示性地责备也不对，因为格罗斯曼一旦辩护不仅自己会被捕，连奥尔加·

    米哈伊洛芙娜也得坐牢。

    [11]爱伦堡也是战地记者，也是格罗斯曼的竞争者。爱伦堡常常被认为没有原则，但他这次

    不仅拒绝签署这封信，还给斯大林写信，解释他为什么拒绝签字。《生活与命运》里的施特鲁

    姆对索科洛夫的感情很矛盾，暗示着格罗斯曼对爱伦堡也有类似的矛盾情感。见乔纳森·布伦特

    (Jonathan Brent)与弗拉基米尔·瑙莫夫(Vladimir P. Naumov)合著的《斯大林的最后罪恶：

    阴谋迫害犹太医生，1948—1953》，第300—306页。感谢艾丽丝·纳西莫夫斯基(Alice

    Nakhimovsky)为我指出这一点(私人通讯)。

    [12]关于这一事件更详尽的记述，见瓦西里·格罗斯曼《大路》(The Road，伦敦：麦克尔霍

    斯出版社，2010)，第75—78页。

    [13]《生活与命运》，第687页。

    [14]利普金，《战车》，第572页。

    [15]瓦西里·格罗斯曼，《大路》，第291页。

    [16]《最后一封信》(La Dernière Lettre)， 根据这封信写成的剧本，剧中人只有一位女

    士，2000年由弗里德里克·怀斯曼(Frederick Wiseman)在巴黎搬上舞台，后来又改编成电影。

    2003年怀斯曼在纽约上演了该剧，英文剧名Last Letter。2005年，格罗斯曼百年诞辰之际，莫斯

    科上演了俄文版。

    [17]弗兰克·埃利斯(Frank Ellis)，《瓦西里·格罗斯曼：一个俄国异端分子的起源与演变》

    (Vasily Grossman: The Genesis and Evolution of a Russian Heretic，牛津普罗维登斯：伯格出版

    社，1994)，第48页。

    [18]瓦西里·格罗斯曼，《参战的作家：瓦西里·格罗斯曼随苏联红军报道：1941—1945》，安东尼·比弗(Anthony Beevor)和卢巴·维诺格拉多娃(Luba Vinogradova)编(伦敦：哈维尔·

    塞柯出版社，2005)，第126页。《光辉大道》是1940年的一部苏联电影名，亚历山德罗夫

    (Aleksandrov)执导。

    [19]格罗斯曼，《参战的作家》，第xiv页。

    [20]同上，第62页。

    [21]瓦西里·格罗斯曼，《大路》，第68—70页。

    [22]《老教师》，首刊于《旗帜报》(1943年，第7期，第8期)；《没有犹太人的乌克

    兰》，首刊于《统一》(Eynikayt，1943年11月25日，12月2日)。

    [23]瓦西里·格罗斯曼，《大路》，第144页。

    [24]完整的俄文版(至今尚未在俄罗斯出版)分别于1980年在以色列出版，1993年在立陶宛

    出版。见西蒙·玛吉斯(Simon Markish)， 《一位俄国作家的犹太命运》(A Russian Writer’s

    Jewish Fate)，《评论》(Commentary，1986年4月)，第42页。

    [25]后者早期不完整的版本，由托马斯·惠特尼(Thomas Whitney)译成英文出版，译本差强人意，译名《永远流淌》(Forever Flowing)。格罗斯曼把最后的定本交给了叶卡捷琳娜·扎波

    罗茨卡亚保存，是一个打字本，中间有手写的插入语。她转赠给了加勒德夫妇，加勒德夫妇又

    转赠给哈佛大学萨哈罗夫档案馆，现在研究人员可以自由阅读。

    [26]1926年5月，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OGPU)搜查布尔加科夫的住所，抄走了《狗心》

    手稿两份，但两年后又还了回来。格罗斯曼总是说，《生活与命运》是被“逮捕”的。其他俄国

    人说起这件事往往也用“逮捕”这个词。

    [27]相比之下，帕斯捷尔纳克曾经把《日瓦戈医生》的手稿拿给朋友们和编辑们看，甚至通

    过苏联邮政局邮寄。他的罪过不在于写这本小说，而在于拿到国外去出版。

    [28]加勒德夫妇，《别尔基切夫的灵骨》，第263—265页。

    [29]科尔内·楚科夫斯基(Kornei Chukovsky)，《日记：1901—1969》(耶鲁大学出版社，2005)，第451页。

    [30]这个手稿是在利普金和扎波罗茨卡亚提醒他之前还是之后做备份的，并不清楚。

    [31]见《书报审查索引》(Index on Censorship)第5卷(1985)，第9—10页。此文根据沃伊

    诺维奇在1984年“法兰克福书展”上的演讲编译而成。沃伊诺维奇在这次讲话中说，是他在1970

    年把《生活与命运》偷运到西方的。后来发现这两卷缩微胶卷是在安德烈·萨哈罗夫(Andrey

    Sakharov)和叶连娜·邦纳(Yelena Bonner)的帮助下制作的。

    [32]利普金，《战车》，第582页。

    [33]同上，第575页。

    [34]9月14日也是格罗斯曼和奥尔加·米哈伊洛芙娜的结婚纪念日。这个日子一定会使格罗斯

    曼痛苦地想起，由于妻子反感自己的母亲，最后导致母亲悲惨地死去。他的女儿叶卡捷琳娜·科

    罗特卡娃(Yekaterina Korotkava)告诉我，格罗斯曼死于肺癌，并非外界一直以为的胃癌。

    [35]加勒德夫妇，《别尔基切夫的灵骨》，第239页。

    [36]《生活与命运》，第818页。

    [37]同上，第538页。

    [38]同上，第864页。

    [39]这是别尔基切夫死难犹太人最初的估计数字。

    [40]《生活与命运》，第411页。

    [41]同上，第303页。

    [42]赫里斯佳·丘尼娅克确有其人，关于格罗斯曼与她的谈话，参见格罗斯曼《参战的作

    家》，第253页。给格罗斯曼留下深刻印象的人，他往往会写进作品加以纪念。

    [43]格罗斯曼诗词片段。

    [44]《生活与命运》，第278—279页。

    [45]《生活与命运》，第565页。“可是她的心……”这一段的开头改译过。哈丽雅特·穆拉夫

    (Harriet Murav)的文章《答复大屠杀：博格尔森，格罗斯曼和尼斯特》婉转指出，我这段原

    先的译文欠佳。感谢她提醒。

    [46]加勒德夫妇，《别尔基切夫的灵骨》，第206页。

    [47]《生活与命运》，第863页。

    [48]瓦西里·格罗斯曼，《大路》，第293页。

    [49]参见艾丽丝·纳吉莫夫斯基(Alice Nakhimovsky)：“在格罗斯曼自己的作品里，在别人

    写他的俄语文献中，都屡屡提到这本书是一个活体生命。”(《俄国犹太人的文学与身份》，约

    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2，第115页)。[50]费奥多·古贝尔(Fyodor Guber)，《记忆与信件》(Pamyat’ I pis’ma，莫斯科：Probel出

    版社，2007)，第102页。

    [51]见《欧洲百科全书：1914—2004》中约翰·加勒德写的关于格罗斯曼的文章(斯克里伯纳

    出版社，2006)。主要人物表

    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芙娜·沙波什尼科娃—老革命家沙波什尼科

    夫的妻子。有一个儿子，三个女儿。

    德米特里(“米佳”)—弗拉基米罗芙娜的儿子，1937年被捕，死于

    古拉格。

    谢廖沙—米佳的儿子，参加斯大林格勒前线战斗。

    柳德米拉—弗拉基米罗芙娜的大女儿。

    阿巴尔丘克—柳德米拉的前夫，老布尔什维克，被关在古拉格。

    阿纳托里(“托里亚”)—柳德米拉与阿巴尔丘克的儿子，参加苏德

    前线战斗。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施特鲁姆—柳德米拉的现任丈夫，苏联国家科

    学院的物理学家。

    娜佳—柳德米拉和维克托的女儿。

    玛露霞—弗拉基米罗芙娜的二女儿，斯大林格勒大撤退时死于伏尔

    加河沉船事故。

    斯捷潘·费多罗维奇·斯皮里多诺夫—玛露霞的丈夫，斯大林格勒发

    电厂的厂长。

    薇拉—玛露霞和斯皮里多诺夫的女儿。

    维克托罗夫—薇拉的情人，苏军战斗机飞行员。

    叶夫根尼娅(“叶尼娅”)—弗拉基米罗芙娜的小女儿。

    尼古拉·格里高力耶维奇·克雷莫夫—叶尼娅的前夫，老布尔什维

    克，红军政委。

    诺维科夫—叶尼娅的情人，坦克军军长。第一部

    一

    田野上雾气沉沉。顺着公路伸展开去的高压线上，闪烁着汽车车灯

    的反光。

    没有下过雨，但黎明时的大地是潮湿的，在禁止通行的信号灯亮起

    的时候，湿漉漉的柏油路面上就会出现晃晃不定的红色的光斑。在很多

    公里之外就感觉到集中营的气氛：电线、公路和铁路纷纷朝集中营延

    伸，越来越密集。这是线路纵横交错的地区，一条条线路把大地，把秋

    日的天空和夜雾划成许许多多矩形和平行四边形。

    远方的警报器送来长长的、低沉的鸣声。

    公路紧挨着铁路，装载着一袋袋水泥的汽车队，有一阵子几乎和一

    列长得不见头尾的军用货车并排前进。穿军大衣的司机们没有看在一旁

    行进的列车，也没看车上一个个灰点儿似的人脸。

    雾中出现了集中营的铁篱：一道道铁丝网架在钢筋混凝土桩上。棚

    屋一座连一座伸展开去，排成一条条又宽又直的街道。从这些棚屋的单

    调一律，就可看出这座庞大集中营的不人道。

    在千百万的俄罗斯农舍中，没有也不可能有两座完全一模一样的。

    凡是有生命的东西，都各有各的特性。两个人不可能一模一样，两丛蔷

    薇也不可能一模一样。如果强行消除生命的独立性和各自的特点，生命

    就会消失。

    头发斑白的火车司机装做漫不经心的样子，瞅着从一旁闪过的混凝

    土桩柱、架着旋转探照灯的高架和钢筋混凝土塔楼，从反光镜里可以看

    见塔楼上都有士兵守在旋转式机枪旁。司机朝副司机挤了挤眼睛，机车

    发出警告信号。亮着电灯的扳道房、停在彩条拦路竿后的一长串汽车和

    牛眼似的红色信号灯一闪而过。

    从远处传来迎面开来的列车的汽笛声。司机对副司机说：

    “祖凯尔来啦。听这大大咧咧的嗓门儿，能听得出来。他这是卸了

    载，开着空车上慕尼黑去。”

    空载的列车轧轧地开过来，与开往集中营的军车交会。被撕裂的空

    气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车厢间灰蒙蒙的空隙一闪一闪地晃过。转眼

    间，被撕成碎片的空间和秋日的曙光又连成一片，有节奏地奔驰着。

    副司机掏出口袋里的小镜子，照了照满是油污的脸。司机招招手，借过他的小镜子。

    副司机用激动的声音说：

    “唉，阿普菲尔师傅，我敢说，如果不是车厢要消毒，咱们回来能

    赶上吃午饭，不会弄到早晨四点钟才筋疲力尽地赶回来。好像消毒这种

    事儿就不能在枢纽站搞似的。”

    老司机很讨厌没完没了地搞消毒。

    “发长信号，”他说，“咱们不要上备用线，要直接开进大卸场。”

    二

    自从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莫

    斯托夫斯科伊第一次认真运用自己的外语本领就是在德国人的集中营

    了。战前他住在列宁格勒，和外国人交谈的机会不多。现在他不由得想

    起当年侨居伦敦和瑞士的情景，那时候，因为天天和各国革命家在一

    起，说话、争论、唱歌用的都是多种欧洲语言。

    邻铺的意大利神甫加尔季告诉他，关在集中营里的有五十六个民族

    的人。

    这些在集中营棚屋的数万名居住者，他们的命运，他们的脸色，他

    们的衣服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拖着脚步走路，喝的都是甘蓝和俄罗斯囚

    犯叫做“鱼眼”的人造西米熬成的菜汤。

    对于管辖者来说，集中营里的人的区别仅在于号码和缝在上衣上的

    布条的颜色：红色的是政治犯，黑色的是怠工者，绿色的是小偷和杀人

    犯。

    集中营里的人因为语言不通，彼此不了解，但共同的命运把他们结

    合起来。分子物理学家、古文献学家和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的意大利

    农民、南斯拉夫牧民睡在一起。当年有厨子精心调制菜肴、吃不好还会

    使女管家惴惴不安的人和天天吃腌鳕鱼的人一起穿着木底鞋去干活儿，还要忧心忡忡地张望着：留络腮胡子的德国佬是不是来了？

    集中营里的人各不相同的遭际中有相同之处。追寻往事的梦不论萦

    系着意大利土路边的小园，萦系着北海边悲怆的涛声，还是博布鲁斯克

    郊外领导干部住房里橙黄色的灯罩，所有囚犯过去的岁月都是美好的。

    一个人在进集中营之前的生活越是艰难，现在越是起劲地说谎。

    这种说谎不是为了欺骗，而是为了赞美自由：在集中营外面的人不

    可能是不幸福的……这座集中营战前叫做政治犯集中营。

    国家社会主义党[1]

    创造了新型的政治犯—没有犯过罪的罪犯。

    许多人被关进集中营，只是因为在同朋友交谈中说了一些不满意法

    西斯制度的话，或者说了一些涉及政治的笑话。他们既没有散发传单，也没有参加地下政党。他们的罪名，是他们有可能参加这些活动。

    在战争时期将俘虏关进政治犯的集中营，也是法西斯的新创造。这

    里有在德国境内被击落的英国和美国飞行员，还有投靠了德国秘密警察

    的红军指挥员和政委。他们的任务是提供情报，配合行动，出点子，在

    各种各样的声明上签名。

    集中营里还有怠工者，也就是有意不干兵工厂和军事工程中的活儿

    的故意旷工者。因为不好好干活儿而把工人关进集中营，也是国家社会

    主义党的一项发明。

    集中营里有些人衣服上缝的是紫布条，那是从法西斯德国出去的德

    国侨民。这也是法西斯的新发明：只要离开德国，不管在国外如何循规

    蹈矩，都要成为政治敌人。

    衣服上带绿布条的人，也就是小偷与盗贼，在政治犯的集中营里是

    享有特权的一部分人；警方依靠他们监视政治犯。

    利用刑事犯控制政治犯，也是国家社会主义党的新发明。

    在集中营里还有一些人遭际特殊，还没有发明适合他们的布条子颜

    色。但是就连玩蛇的印度人，从德黑兰来德国学绘画的波斯人，以及学

    物理的中国留学生，国家社会主义党都为他们准备好了铺位、一小锅菜

    汤和十二小时挖地的活儿。

    军用列车日日夜夜朝集中营，朝一座座死亡的营地开来。空中回响

    着车轮的轧轧声、机车的吼叫声、成千上万衣服上缝着五位数蓝色号码

    的囚犯出工时杂沓的脚步声。一座座集中营成为新欧洲的一座座城市。

    这些城市一天天扩大起来，有自己的规划，有自己的街道和广场，有医

    院、市场、火葬场、运动场。

    跟这些集中营城市相比，跟火化炉上空一道道可怖的黑红色火光相

    比，那些坐落在城郊的一座座老式监狱，显得多么单纯，多么古朴啊。

    看样子，为了控制大量的囚犯，似乎也需要有数量庞大，甚至上百

    万的军队来监督和管理。但事实却不是这样。常常一连几个星期在集中

    营里见不到穿党卫军制服的人!囚犯们自己担任起集中营城市里的警察

    队。囚犯们自己维持营里的秩序，自己监督着，只准许烂土豆、冻土豆进他们自己的锅，把大土豆、好土豆挑出来送往军需品供应站。

    囚犯们在集中营的医院和化验室里当医生和化验员；当清洁工，打

    扫集中营的街道；当工程师，为集中营里提供照明用电和暖气，为集中

    营里的机器制造零件。

    充当又凶狠又卖力的集中营警察的是“卡波”[2]

    ，在左臂上戴着宽宽

    的黄臂章，有营头儿、区头儿和室头儿。他们从上到下监管着营里的一

    切活动，从全营的事情，到每个人夜间在床铺上的言行。这一部分囚犯

    可以参与营当局的机密大事，甚至可以参与编制分类名单、在特种囚室

    里收拾囚犯等事。看样子，即使营当局完全撤离，这些囚犯仍然会让铁

    丝网上保持着高压电流，叫人跑不掉，还继续干活儿。

    这些“卡波”卖力地为营当局效劳，但也常常唉声叹气，有时甚至哭

    起那些被送往火化炉的人……不过，这种二重性并不彻底，他们不会把

    自己的名字列入分类名单。莫斯托夫斯科伊感到特别可怕的是，国家社

    会主义党并不是戴着单片眼镜、傲然不可一世、与一般人不同的外来

    者。国家社会主义党就像自己人一样住在集中营里，和普通人没有什么

    区别，也像普通人一样开玩笑，他们的玩笑也会逗人笑，他们是平常

    人，一言一行都和平常人一样，他们通晓囚犯们的语言，十分了解囚犯

    们的思想和心情。

    三

    莫斯托夫斯科伊、阿格丽宾娜·彼得罗芙娜、军医索菲亚·列文顿和

    司机谢苗诺夫在那个八月之夜在斯大林格勒郊外被德军俘虏之后，被带

    到了一个步兵师师部。

    经过审讯之后，德国人把阿格丽宾娜·彼得罗芙娜放了，翻译官并

    且根据战地宪兵队人员的指示，给她带上一大块豌豆面包和两张三十卢

    布的红钞票；谢苗诺夫被编入俘虏大队，送往维尔佳契村地区的集中营

    营部。莫斯托夫斯科伊和索菲亚·奥西波芙娜·列文顿被带到集团军司令

    部。

    莫斯托夫斯科伊在那儿最后一次看到索菲亚·奥西波芙娜：她站在

    到处是灰土的院心里，帽子没有了，肩章、领章被撕得耷拉下来，那悲

    怆和愤恨的眼神和脸色，使莫斯托夫斯科伊感到欣慰。

    在第三次审讯之后，莫斯托夫斯科伊被徒步押往火车站，车站上有

    一列运粮的军车正在装车。有十个车厢装运许多姑娘和小伙子去德国做

    工。在军车开动的时候，莫斯托夫斯科伊听到一片妇女的哭声。他被锁

    在硬座车厢的小乘务室。押解他的士兵并不粗暴，但是在莫斯托夫斯科伊问他什么话的时候，他的脸上却流露出聋哑的神气。从中可以感觉

    出，他一心一意地注视着莫斯托夫斯科伊。动物园工作人员用火车运送

    动物，动物在笼子里沙沙蠕动，有经验的工作人员就是这样一声不响、一心一意地注视着笼子的。等到火车来到波兰总督管辖区的土地上，乘

    务室里又进来一名乘客—一位波兰主教，是个白头发、高个子的漂亮老

    头儿，眼睛里露出悲戚的神气，嘴唇像年轻人那样丰满。他马上就对莫

    斯托夫斯科伊说起希特勒对波兰宗教界的残酷迫害。他说俄语带有很重

    的波兰口音。莫斯托夫斯科伊不客气地对天主教和教皇骂了一顿之后，他不作声了，而且，莫斯托夫斯科伊再问他什么话，他也只是用波兰话

    简短地回答一下。过了几个钟头之后，就让他在波兹南下车了。

    过了柏林，莫斯托夫斯科伊被带进集中营……这一营区关押的是秘

    密警察特别感兴趣的囚犯，他来到这里，似乎已经过了很多年。在这种

    特别营区里，生活条件比劳动营里要好些，但这是实验室里被试验动物

    的富足生活。有时值班的把一个人叫到门口—原来是一个朋友要以优惠

    条件进行平等交换，用烟草换食品，这个人便得意洋洋地回到铺位上。

    有时同样叫另一个人到门口去，这人便中断了谈话，朝门口走去，交谈

    者就再也等不到他把话说完了。过一两天，就会有“卡波”来吩咐值班的

    把破衣烂布打扫出去，有人就会用讨好的口气问“卡波”队员凯泽：能不

    能睡到空出来的床铺上？已经习惯了七扯八拉的闲谈，从囚犯分类到火

    化尸体，到集中营里的足球队—最好的队是挖地的“沼地兵”，前锋很

    棒，攻势很猛，波兰队后卫不行。各种各样有关新式武器的传闻、国家

    社会主义党头头儿钩心斗角的传闻，大家都听腻了。传闻总是又好又不

    真实，是集中营囚犯的麻醉剂。

    四

    天快亮时下了一场雪，直到中午也没有化。俄罗斯人感到又欢喜又

    悲伤。这是俄罗斯在思念他们，将母亲的头巾扔在他们的苍白而痛楚的

    脚下，染白了棚屋顶，远远看去，一座座棚屋很像家乡的房屋，呈现出

    一派乡村气象。

    但这只闪现了一会儿的欢喜，一与悲伤相遇，立刻就沉没在悲伤

    中。

    值班的原西班牙士兵安得列阿走到莫斯托夫斯科伊跟前，用似通不

    通的法语说，一个担任文书的朋友看到有关一个俄国老头子的文件，但

    是那个文书没来得及细看，办公室主任就把文件带走了。

    “这文件就是决定我的命运的。”莫斯托夫斯科伊心里想。并且对自

    己的镇静感到高兴。“不过没关系，”安得列阿小声说，“还是可以了解到的。”

    “向营警备司令了解吗？”加尔季神甫问道。他的大眼睛在昏暗中闪

    着黑黑的亮光。“还是向治安总部代表利斯本人了解？”

    白天的加尔季和夜晚的加尔季差别之大，使莫斯托夫斯科伊感到吃

    惊。白天谈的是菜汤，谈新来的人，跟同房间的人商量交换食品，回味

    加了大蒜的辛辣的意大利吃食儿。

    被俘的红军知道他爱说的口头语“全体完蛋”，每次在集中营的广场

    上碰见他，老远就朝他喊：“帕德列老爹，全体完蛋!”并且笑着，就好

    像给这话打气。他们以为“帕德列”是他的名字，所以喊他帕德列老爹。

    有一天晚上，关押在特别营区的一些苏联指挥员和政委跟他开玩

    笑，问他是不是真的守戒不接近女色。

    加尔季听着法语、德语和俄语大杂烩，一笑也不笑。

    然后他说起来，莫斯托夫斯科伊就把他的话翻译出来。他说的是，俄国革命者为了自己的信仰可以去服苦役，上断头台。为什么诸位就怀

    疑，一个人为了宗教信仰可以不接近女人呢？这跟牺牲生命无法相比

    呀。

    “算啦，话不能这样说。”旅政委奥西波夫说。

    夜里，等营里的人都睡了，加尔季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他跪在床铺

    上，做起祷告。集中营城市的所有苦难就好像沉没在他那炽热的眼睛

    里，沉没在那眼睛的柔和而分明的黑光中。他褐色的脖子上筋绷得紧紧

    的，就像在干活儿，长长的神情恬淡的脸呈现出忧郁而幸福的执着表

    情。他祷告很长时间，莫斯托夫斯科伊便在这个意大利人又低又快的祷

    告声中沉沉入睡。莫斯托夫斯科伊常常在睡一两个钟头后醒来，这时候

    加尔季已经睡了。加尔季睡觉很不安生，就好像要在睡梦里把自己的两

    种特性，把白天的特性和夜晚的特性合到一起，又打鼾，又咬牙，还有

    滋有味地咂吧嘴，像打雷一样把胃里的气直往外倒，忽然又拉长声音唱

    起赞美诗，赞颂上帝和圣母的大慈大悲。

    他从来没有责备过这位老苏共党员不信教，倒是常常向他询问苏俄

    的情况。加尔季一面听莫斯托夫斯科伊叙说，一面不住地点头，好像对

    于关闭教堂和寺院，对于苏维埃国家没收东正教大量地产这样的事表示

    赞许。他的一双黑眼睛带着悲伤的神气望着这位老共产党员，于是莫斯

    托夫斯科伊很生气地用法语问他：

    “您听懂了吗？”[3]加尔季笑起来，平时他谈起辣汁肉丁和番茄沙司，常常这样笑。

    “您说的我全懂。我只是不懂，您为什么要说这种事？”[4]

    关押在特别营区里的苏联战俘们也是要做工的，所以莫斯托夫斯科

    伊只有在晚上和夜里才能见到他们，跟他们谈一谈。古泽将军和旅政委

    奥西波夫不做工。

    经常跟莫斯托夫斯科伊聊天的是一个很古怪、令人很难断定其年龄

    的人—“海象”伊康尼科夫。他睡在全屋最差的地方，也就是睡在门口，又有冷飕飕的过堂风，又有带味儿的大马桶，马桶盖不住地砰砰响。

    苏联囚犯管伊康尼科夫叫“老伞兵”，把他看作疯子，对他又怜悯又

    厌恶。他具有不寻常的耐性，那样的耐性只有疯子和白痴才有。他从来

    不害伤风感冒，虽然在睡觉的时候连秋雨打湿的衣服也不脱。真正能够

    用这样响亮、这样清楚的嗓音说话的似乎也只有疯子。

    他跟莫斯托夫斯科伊是这样认识的。他走到莫斯托夫斯科伊跟前，一声不响地对着他的脸打量了老半天。

    “这位同志，您有什么好事儿要说？”莫斯托夫斯科伊问道。

    伊康尼科夫拉长声音说：

    “说好事儿？什么是好，什么是坏？”

    莫斯托夫斯科伊听到这话，笑了。这话忽然把他带到了童年时代，那时候大哥从神学校回来，常常和父亲争论神学上的事。

    “这是老掉牙的问题了，”莫斯托夫斯科伊说，“佛教徒和古时的耶

    稣教徒早就想过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为解决这个问题，也花了不少

    脑筋。”

    “解决了吗？”伊康尼科夫问道。那声调让莫斯托夫斯科伊觉得十分

    好笑。

    “现在红军正在解决这个问题，”莫斯托夫斯科伊说，“请恕我直

    言，您的语调中有一种橄榄油味道，不是牧师的橄榄油，便是托尔斯泰

    主义者的橄榄油。”

    “不可能不是这样，”伊康尼科夫说，“因为我是托尔斯泰主义者。”

    “真没想到!”莫斯托夫斯科伊说。他对这个古怪人产生了兴趣。

    “您要知道，”伊康尼科夫说，“我相信，布尔什维克在革命以后对

    教会的打击，对于耶稣教思想是有益的，因为教会在革命前已经进入很

    可怜的状态。”莫斯托夫斯科伊很和善地说：

    “您可真是一位雄辩家。我终于在老年看到了福音的奇迹。”

    “不，”伊康尼科夫愁眉苦脸地说，“在我们看来，你们为了目的不

    择手段，而你们的手段是残酷的。您不要把我看成什么奇迹，我不是什

    么雄辩家。”

    “那么，”莫斯托夫斯科伊忽然十分恼火地说，“要我怎样为您效劳

    呢？”

    伊康尼科夫像个军人一样，以“立正”姿势站着，说：“请不要笑话

    我!”他的痛苦的声音显得十分悲戚。“我到您这儿，不是来开玩笑的。

    去年九月十五日，我看到两万犹太人被杀害，有妇女，有儿童，有老头

    子。那一天我明白了，如果有上帝的话，是不容许这种事的，这一下我

    看清楚了，上帝是没有的。在今天的一片黑暗中，我看见你们的力量，是这种力量在同可怕的恶势力斗……”

    “那好吧，”莫斯托夫斯科伊说，“咱们来谈谈。”

    伊康尼科夫在干挖土的活儿，在营属土地的沼泽地带，那里正在铺

    设一系列粗大的水泥管道，以便把使洼地变成沼泽的河水和脏水排出

    去。在这一地带干活儿的人就叫“沼地兵”。分到这儿来的一般都是营方

    不喜欢的人。

    伊康尼科夫的手小小的，手指头细细的，指甲像小孩子的一样。他

    从工地上回来，常常满身泥浆，浑身湿漉漉的，走到莫斯托夫斯科伊床

    铺前，问道：“可以在您身边坐一坐吗？”他也不看对方，就坐下来，微

    微笑着，用手抹抹额头。他的额头有点儿奇异—不怎么大，却饱鼓鼓

    的，发亮，而且亮得出奇，就好像跟那肮脏的耳朵、暗褐色的脖子和手

    以及磕断的指甲不是一个人身上的。经历简单的苏联战俘都觉得他是一

    个难以理解的神秘人物。

    伊康尼科夫家的祖先从彼得大帝时代起一代接一代都是神甫。只是

    最后一代人走了另外的道路—伊康尼科夫和所有的兄弟都遵奉父命进了

    世俗学校。

    伊康尼科夫进了彼得堡工学院，但因为迷上了托尔斯泰主义，到最

    后一学年便离开学校，去彼尔姆省北方做起人民教师。他在农村待了八

    年左右，后来移居南方，来到敖德萨，在一艘货轮的机器房里当钳工，到过印度、日本，在悉尼住过。革命以后他回到俄罗斯，参加了农业公

    社。这是他多年的理想，他相信，农业公社的共产主义劳动，能够创造

    人间的天国。在全面实行集体化的时候，他看到一列列军车满载着被没收了土地

    家产的富农家庭的男女老少。他看到许许多多瘦弱不堪的人倒在雪地

    里，再也没有起来。他看到一座座“被封闭的”、人口死绝的村庄，村庄

    里的门和窗都被钉死。他看到一个被捕的农妇，衣服褴褛，脖子上露出

    筋骨，一双干活儿的手黑糊糊的，押解的人带着恐怖的表情望着她：她

    因为饿疯了，吃掉了自己的两个孩子。

    这时候，他虽然没有离开公社，却宣讲起福音书，祈求上帝拯救死

    者。结果他被关进监狱，不过很快就弄清，是三十年代的灾难使他的神

    志错乱了。在监狱的精神病院里强制治疗一年之后，他出了监狱，前往

    白俄罗斯，住到大哥家里去。大哥是一位生物学教授。他在大哥帮助

    下，在科技图书馆找到工作。但是一件件可悲的事对他产生了难以磨灭

    的影响。

    等到战争开始，德国人占领了白俄罗斯，伊康尼科夫看到战俘的苦

    难，看到白俄罗斯城乡成千上万犹太人被杀害。他又陷入发狂状态，恳

    求相识和不相识的人掩藏犹太人，他自己也想方设法拯救犹太妇女和儿

    童。不久他就被告发，侥幸躲过了绞索，进了集中营。

    这位破衣烂衫的肮脏“伞兵”的头脑里非常混乱，他主张对超阶级的

    道德进行荒唐可笑的分类。

    “哪儿有强权，”他对莫斯托夫斯科伊说，“哪儿就有灾难，就流

    血。我见过农民遭受的大灾大难，还说实行集体化是为了做好事。我不

    相信什么好事，我只相信人性的良善。”

    “照你的说法，要是将来做好事把希特勒和希姆莱绞死，咱们也要

    害怕啦。那您就尽管害怕吧。”莫斯托夫斯科伊回答说。

    “您要是去问希特勒，”伊康尼科夫说，“他也会说，设立集中营是

    做好事。”

    莫斯托夫斯科伊觉得，在跟伊康尼科夫争论的时候，不论说什么道

    理，都好比用刀子切海蜇，怎么切也切不开。

    “那位生在六世纪的叙利亚基督教徒说的道理，在今天还是适用

    的，”伊康尼科夫又说，“‘要清算罪过，要饶恕犯罪的人。’”

    在这个屋里还有一个俄罗斯老头子，姓切尔涅佐夫。他只有一只眼

    睛。看守把他那只人造的玻璃眼球打碎了，那个空空的红眼窝在他苍白

    的脸上显得非常不协调。他在和人谈话的时候，用一只手捂着空洞的眼

    窝。

    他原来是孟什维克，一九二一年从苏联逃出。在巴黎住了二十年，在银行里当会计。他因为号召银行职工反抗德国新经理的措施，被抓进

    集中营。莫斯托夫斯科伊尽量不跟他接触。

    看样子，莫斯托夫斯科伊博得的声望使独眼的孟什维克感到不安。

    不论是西班牙士兵，还是挪威文具店老板，比利时律师，都喜欢接近这

    位老布尔什维克，常常向他求教。

    有一天，苏联战俘中的头头儿叶尔绍夫少校坐到莫斯托夫斯科伊的

    铺上。他微微靠在莫斯托夫斯科伊身上，把一只手搭在他肩上，又快又

    急切地说起话来。

    莫斯托夫斯科伊忽然回头看了看，切尔涅佐夫正在远处的床铺上望

    着他们呢。莫斯托夫斯科伊觉得，他那只好眼睛里的苦闷神情，比起打

    掉的眼睛留下的红红的空窟窿还要可怕。

    “是啊，伙计，你是不大快活的。”莫斯托夫斯科伊心里想。但并没

    有幸灾乐祸的心情。

    大家时时刻刻需要叶尔绍夫，这不是偶然，是有道理的。“叶尔绍

    夫在哪儿？没看见叶尔绍夫吗？叶尔绍夫同志!叶尔绍夫少校!叶尔绍

    夫说的……去问叶尔绍夫吧……”别的棚屋里的人也常常来找他，他的

    床铺周围总有人来来往往。

    莫斯托夫斯科伊管叶尔绍夫叫“思想领袖”。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和八

    十年代的一些社会活动家都是思想领袖。还有民粹派，还有风云一时的

    米海洛夫斯基。在希特勒的集中营里居然也有自己的思想领袖!独眼者

    的孤独在这营里似乎成了悲哀的象征。

    自从莫斯托夫斯科伊蹲沙皇的牢房，已经几十年过去了，而且那时

    候是另一个时代，是十九世纪。

    现在他常常想起当年的情形，那时候因为有些党的领导人不相信他

    主持实际工作的能力，他非常生气。现在他感到自己是强有力的，每天

    他都看到，他的话不论古泽将军，旅政委奥西波夫，还是天天愁眉苦

    脸、忧心忡忡的基里洛夫少校，都是多么看重。

    在战前，使他可以自慰的是，他一直不受重用，不用接触那些使他

    反感、使他愤慨的事。斯大林在党内的独断独行，对反对派的血腥镇

    压，对党内老干部的不尊重—这些事他都没有接触到。他非常了解、非

    常敬重的布哈林的被害，使他感到非常沉痛。但是他知道，在任何问题

    上与党对抗，就会不自觉地站到反对自己所献身的列宁的事业的立场

    上。有时他觉得苦恼，他怀疑：他不发一言，不站出来反对自己不赞成

    的事情，也许是他软弱，是他胆小怕事？战前许多事使人不寒而栗!他常常想起已故的卢那察尔斯基，他多想再看到他啊，跟他交谈是那样轻

    松，不等一句话说完，他们彼此很快就了解了。

    现在，在可怖的德国集中营里，他感到自己有信心，有力量。只有

    一种不舒服的感觉时刻不离开他。他即使在集中营里，也无法恢复年轻

    时那种鲜明、完整的感情：在自己人当中是自己人，在外人当中是外

    人。

    有一天，一位英国军官问他，在苏联不能发表反马克思主义的观

    点，这是不是影响他研究哲学。

    “这对别人也许有影响。对我这个马克思主义者没什么影响。”莫斯

    托夫斯科伊回答说。

    “我问这个问题，正因为您是一位老马克思主义者。”英国军官说。

    虽然莫斯托夫斯科伊听到这话心中，皱了皱眉头，他还是恰当地回答了

    英国人。

    这也并非因为像奥西波夫、古泽、叶尔绍夫这样一些跟他十分亲近

    的人，有时候也使他感到很不痛快。问题在于，他感到自己心中有许多

    东西变得陌生了。过去在和平时期，他兴高采烈地去赴老朋友的约，聚

    会结束时却发现这人已变得格格不入。

    但是，和今天的时代格格不入的东西就生长在他身上，已成为他自

    己的一部分，又该怎么办呢？……又不能跟自己决裂，不能避而不见。

    他在和伊康尼科夫谈话的时候，有时会发火，很粗暴，还常常嘲笑

    他，管他叫脓包、孱头、蠢货、窝囊废。尽管常常嘲弄他，有时候很长

    时间看不到他，却又想他。

    这就是在莫斯托夫斯科伊年轻时坐牢的年代和今天之间的主要变

    化。

    在年轻时候，朋友和同志身上的一切都是可亲的，容易理解的。敌

    人的每一种思想、每一种观点都是格格不入，毫无道理的。

    可是现在他常常在异己者思想中发现他在几十年前珍视的东西，而

    在朋友的思想和言谈中有时会不可理解地出现异己的东西。

    “这大概是因为我在世上活得太久了。”莫斯托夫斯科伊心里想。

    五

    一位美国上校住在特别营区的一个小小的单间里，准许他在傍晚时

    候自由走出营区，给他吃的是特别伙食。据说，从瑞典方面有人来要求

    关照他，是罗斯福总统通过瑞典国王提出这一要求的。有一天，上校把一大块巧克力糖送给生病的苏联少校尼科诺夫。在

    特别营区里，最使他感兴趣的是苏联战俘。他想和苏联人谈谈德国人的

    战略，谈谈战争头一年失败的原因。

    他常常跟叶尔绍夫交谈，看着这位苏联少校既严肃又愉快的聪明的

    眼睛，忘记苏联少校不懂英文。他觉得奇怪的是，长相这样聪明的人怎

    么会不懂他的话，怎么会听不懂有关他们共同关心的问题的谈话。

    “难道您一丁点儿也听不懂吗？”他懊恼地问道。

    叶尔绍夫用俄语回答说：

    “我们可敬的军士什么语言都懂，只是不懂外语。”

    不过，借助微笑、眼神、拍肩膀构成的语言，再加上一二十个发音

    不准的俄语、德语、法语和英语单词，集中营里的苏联人还是常常跟几

    十种不同语言的民族的人谈谈友谊、合作、互相支持和对家庭、妻子、儿女的思念。

    一些变了音的俄语、法语、英语单词，加上十来个在集中营里新出

    现的德语单词，足以表达简单而复杂的集中营生活中特别重要的东西。

    也有一些俄语单词，如伙计、香烟、同志，是很多民族的囚犯共同

    使用的。有一句俄语“不行啦”是说明快要死的囚犯的状况的，已经成为

    大家的共同语言，所有五十六个民族的人都在使用。

    大日耳曼民族带着学来的一二十个单词闯入居住着伟大俄罗斯人民

    的城市和乡村，于是成千上万俄罗斯农村妇女、老人和儿童跟成千上万

    的德国士兵用这些单词打起交道：“羊羔，老总，举起手来，母鸡，鸡

    蛋，完蛋。”这种交道绝不是什么好交道……

    苏联战俘之间也谈不出什么好结果，有些人宁死不愿卖国，另一些

    人却千方百计要参加苏奸弗拉索夫的伪军。他们谈得越多，争论得越

    多，彼此的隔阂越大。到后来他们就不说话了，彼此越来越仇恨，越来

    越鄙视。

    这种不言不语，被恐怖、希望和苦难连接在一起的这些混乱的人

    群，说着同一种语言的人们的互不理解和仇恨，正反映出二十世纪可悲

    的灾难之一种。

    六

    在下雪的日子，苏联战俘到晚上一谈起来特别悲伤。就连性格刚

    强、常来聚会的兹拉托克雷列茨上校和旅政委奥西波夫也愁眉苦脸，很

    少言语了。大家都苦闷不堪。炮兵少校基里洛夫坐在莫斯托夫斯科伊的铺上，垂着肩膀，轻轻地

    摇着头。似乎不光是那黑沉的眼睛，是他整个巨大的身躯充满了苦闷。

    那些生存无望的癌症患者往往有这样的眼神。就连最亲近的人看到这样

    的眼睛，在怜惜的同时，也会想：“你顶好快点儿死吧。”脸色发黄、喜

    欢到处转悠的柯佳科夫指着基里洛夫，小声对奥西波夫说：

    “他不是想上吊，就是想去投伪军。”

    莫斯托夫斯科伊搓着长满白白的胡茬子的两腮，随口说：

    “哥们儿，听我说说。真的，这样很好。难道还不明白吗？列宁缔

    造的国家的局面一天天叫法西斯受不了。法西斯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

    要么把我们吃掉，把我们消灭，要么自己完蛋。从法西斯对我们的仇

    恨，正可以看出列宁事业的正义性。还有一点也是很重要的。你们要明

    白，法西斯越是恨我们，我们越是应该相信我们是正义的。我们一定能

    胜利。”

    他猛然转过身去对着基里洛夫，说：

    “您这是怎么回事儿呀，嗯？您该记得高尔基的事。有一次他在监

    狱的院子里走来走去，有一个格鲁吉亚人对他喝道：‘你干吗要像挨了

    打的母鸡？把头抬高点儿!’”

    大家笑起来。

    “是的，是的，把头抬起来，”莫斯托夫斯科伊说，“你们想想看，这是伟大的苏维埃大国在捍卫共产主义思想!希特勒要较量，就让他试

    试吧!斯大林格勒坚持着，没有失守。战前有时候觉得，螺丝帽是不是

    拧得太紧、太狠啦？可是现在真的连瞎子都看清楚了：只要目的正确，一切手段都不为错。”

    “是的，我们的螺丝帽拧得太紧了。这话您说得很对。”叶尔绍夫

    说。

    “拧得还不够呀，”古泽将军说，“假如拧得再紧些，希特勒就到不

    了伏尔加河边了。”

    “用不着我们教导斯大林。”奥西波夫说。

    “好啦，”莫斯托夫斯科伊说，“要是死在监牢或者水漉漉的矿坑

    里，就什么也谈不到了。咱们应该想的不是这个。”

    “那又该想什么呢？”叶尔绍夫高声问道。

    坐在一起的人互相看了看，又朝四下里看了看，没有作声。“唉，基里洛夫呀，基里洛夫，”叶尔绍夫忽然说，“咱们这位老人

    家说得很对：法西斯痛恨我们，我们应该高兴。不是我们消灭他们，就

    是他们消灭我们。明白吗？你想想看，进集中营找到自己人，总归是自

    己人跟自己人。不过就是这么回事儿。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是刚强的

    人，还要给德国人一点颜色看看呢。”

    七

    第六十二集团军司令部有一整天跟各部失去联系。许多部队的无线

    电接收机被炸毁；到处有电话线被炸断。

    在伏尔加岸边轻轻颤动的土地猛烈震动起来的时候，人们望着流动

    的、碎波粼粼的河水，有时会觉得伏尔加河是不动的。这时候几百门苏

    联重炮在伏尔加右岸轰击。马马耶夫冈南坡的德军驻地四周飞起一团团

    泥土。

    一团团旋转飞舞的灰土，经过重力编织的奇妙、无形的筛子，进行

    了筛选，沉重的土块和泥团落到地上，轻的灰尘飞向天空。被震得耳聋

    和眼睛发红的红军士兵每天都有好几次跟德军坦克和步兵相遇。

    司令部和军队失去了联系，就觉得这一天长得叫人受不了。

    为了打发这一天，崔可夫、克雷洛夫和古洛夫什么办法都想过：摆

    出要做事的样子，写信，争论敌军可能推进到什么地方，开玩笑，喝

    酒，有小菜也喝，没有小菜也喝，沉默，倾听炸弹爆炸声。铁旋风在掩

    蔽所周围呼啸，把一切敢于在地面上露头的活物扫倒。司令部瘫痪了。

    “咱们来捉傻瓜吧。”崔可夫说着，把装满香烟头的老大的烟灰缸推

    到桌子角上。

    就连参谋长克雷洛夫也沉不住气了。他用手指头敲着桌面，说：

    “情况没有更糟的啦，像这样待下去，可别叫人家吃掉。”

    崔可夫分好了牌，宣布：“红桃主牌。”可是接着就把牌掺和到一

    起，说：“咱们像兔子一样坐在这儿玩起牌了。不行，不能这样!”

    他心事重重地坐着。他的脸显得很可怕，脸上呈现出剧烈的仇恨与

    痛苦表情。

    古洛夫就像在预测自己的命运似的，也若有所思地说：

    “是啊，这样过上一天，准会心力衰竭死去。”

    过了一阵子，他大笑起来，说：

    “在师里上厕所是一件极其困难的、可怕的事。有人告诉我，柳德尼科夫的参谋长一下子跑进掩蔽厕所，喊：‘乌拉，同志们，我……’他

    一看，他爱上的那位女医生正蹲在里面呢。”

    天黑下来，德寇的空袭也停止了。一个被大炮轰鸣声和机枪嗒嗒声

    吓坏了的人，如果在夜间来到斯大林格勒河岸上，也许会以为，这是不

    怀好意的命运之神在决战时刻把他带到斯大林格勒来了，然而对于久经

    战阵的人来说，这时候正好刮刮胡子，洗洗衣服，写写信，参战的钳

    工、旋工、电焊工、钟表匠则修修打火机，修修闹钟，还用炮弹壳做油

    灯，从军大衣上撕下布条子做灯芯。

    一闪一闪的爆炸的火光照耀着河岸的斜坡、城里的断垣残壁、一个

    个油桶、一座座工厂的烟囱，在这种短暂的闪光里，河岸与城市显得又

    阴郁又悲切。

    在黑暗中，司令部的电话总机活跃起来了，打字机嗒嗒地响起来，打印出一叠叠战斗情报，小小发动机发出嗡嗡声，电报机轧轧响起来，电话员在话机里互相呼唤着，以便把通往各师、各团、各炮兵连、步兵

    连指挥所的线路接通。来到司令部的通信兵老气横秋地轻轻咳嗽着，联

    络官在向值班作战参谋汇报。

    集团军炮兵司令波扎尔斯基老汉、渡河敢死队队长特卡琴柯工程兵

    将军、刚刚穿上草绿色士兵军大衣的西伯利亚师师长古尔捷夫、带领一

    师人驻扎在马马耶夫冈下的斯大林格勒本地人巴秋克中校都急着要向崔

    可夫和克雷洛夫汇报。在向集团军军委委员古洛夫作的汇报中，可以听

    到一些传遍斯大林格勒的名字，如迫击炮手别斯季尔柯、神枪手瓦西里

    ·扎伊采夫和安纳托里·契诃夫、巴甫洛夫中士，还有第一次在斯大林格

    勒响起来的名字，如绍宁、弗拉索夫、布雷辛，他们在斯大林格勒的第

    一天就获得英雄的称誉。而在前沿阵地上，纷纷把折成等腰三角形的书

    信交给邮递员：“飞吧，书信，从西向东……带去我的问候，再把回信

    带回来……日安，噢，也许该说：晚安……”前沿阵地上在掩埋死者，死者就在掩蔽所和掩体旁边度自己长眠的第一个夜晚，同志们就在旁边

    写信，刮脸，吃面包，喝茶，在自制的浴槽里洗澡。

    八

    斯大林格勒守卫者最困难的日子来到了。

    在城市混战中，在进攻与反攻中，在争夺科技宫、工厂、银行大

    楼，在争夺地下室、院子和广场的战斗中，毫无疑问德军都占优势。

    德军插进斯大林格勒南部拉普申公园、库波罗斯沟和叶尔山卡一带

    的楔形攻势在逐渐扩大，德军的机枪手躲在河边，向伏尔加左岸的红镇南部进行扫射。作战参谋每天在地图上改动战线的位置，看着蓝色标志

    不断地往前爬，苏方红线与蓝色伏尔加河之间的地带一天天在收缩，越

    来越狭小。

    主动权，战争的灵魂，这些天一直在德国人手里。他们一个劲地在

    前进，不论苏军怎样发狠反击，都阻挡不住他们缓慢然而不停的前进。

    德寇的飞机一天到晚在天空吼叫，用重磅炸弹在苦难的大地上打出

    一个个窟窿。许多人的脑子里都有一个摆脱不掉的可怕想法：明天或者

    一个星期之后，已经被德军进攻的铁齿咬得七扭八曲的苏军防地，会变

    成一条细细的线，这条线甚至会断，那又该怎么办呢？

    九

    深夜，克雷洛夫将军在自己的掩蔽所的床铺上躺了下来。鬓角隐隐

    作痛，因为接连抽了几十支烟，喉咙里火辣辣的。他用舌头舔了舔发燥

    的上腭，转过身朝着内壁。睡意朦胧中，往日的情景纷纷来到脑海里：

    塞瓦斯托波尔和敖德萨的战场，罗马尼亚步兵冲锋时的呐喊声，铺了石

    板、长满常春藤的敖德萨的院落和塞瓦斯托波尔的英俊的水兵。

    他仿佛觉得自己又在指挥所里，彼得罗夫将军[5]

    的夹鼻眼镜模模糊

    糊地闪着光；闪光的镜片又变成千万闪光的碎片，又是波涛翻滚的大

    海，又是德军炮弹炸碎的岩石扬起的灰色尘雾，灰色尘雾在水兵和步兵

    头顶上飘飘荡荡，飘到萨普山顶上。

    他听到海浪无精打采地拍打着潜水艇，听到潜水艇的水兵粗声粗气

    地叫喊：“跳!”仿佛他跳入浪涛中，但他的脚马上碰到潜水艇的艇

    身……于是最后看了一眼塞瓦斯托波尔，看了看天上的星星，看了看岸

    上的大火……

    克雷洛夫沉沉入睡。梦里依然是战争的情景。潜水艇从塞瓦斯托波

    尔开往诺沃罗西斯克……他蜷着麻木了的腿，胸前背后出汗都湿透了，发动机的声音震得两鬓昏昏的。忽然发动机不响了，潜水艇轻轻地沉到

    海底。气闷得不得了，被一行行虚线似的铆钉划成许多方块的金属顶压

    在头上……

    他听到许多声音在吼叫，听到水的拍溅声，一颗深水炸弹爆炸了，海水冲击过来，把他从床铺上冲下来。克雷洛夫睁开眼睛：四周围都是

    火，一股股大火经过敞开的掩蔽所门口朝伏尔加河奔去。可以听到人的

    叫喊声、自动步枪的嗒嗒声。

    “拿军大衣，拿军大衣把头蒙起来!”

    有一个不相识的红军士兵对克雷洛夫喊道，并且把军大衣递过来。但是克雷洛夫推开红军士兵，高声问：“司令员在哪儿？”他忽然明白

    了：这是德国人烧着了油桶，着了火的石油正朝伏尔加河涌去。

    看样子，要从这奔流的火海中逃生已经不可能了。溢出的石油填满

    了坑坑洼洼，在交通壕中汹涌奔流。大火轰轰直响，在流淌的石油上噼

    啪乱飞。泥土和石头一沾到油就冒起烟来。一道道漆黑闪光的石油从被

    燃烧弹打穿的油库里往外直涌，像是大卷大卷的烟与火被塞进了油罐，现在都伸展开来了。

    几亿年前活跃在地球上的生物，那些野蛮可怕的原始怪物，从厚厚

    的地层中钻了出来，狂吼怒号，它们巨大的脚掌到处奔窜，贪婪地吞食

    着一切。烈火窜起几百米高，在高空放出一团团可燃的气体，一闪一闪

    地喷射着火焰。大片的烈火是那样凶猛，气流简直来不及向燃烧的碳氢

    分子给氧，微微颤动的浓黑烟层把秋夜的星空和燃烧的大地阻隔开来。

    从下面望着这油烟滚滚的黑色的苍穹，实在可怕。

    一道道火柱和烟柱拼命向上窜，有时像是发怒发威的猛兽的姿态，有时又像晃动的白杨和颤抖的山杨。黑红两色在一团团烈火中不停地旋

    转，就像跳舞时混在一起的、松开辫子的黑发和红发姑娘。

    燃烧的石油在水面上平平地流了开去，经河水冲动，咝咝地响着，冒着烟，弯弯曲曲地流动着。

    奇怪的是，这时候已经有很多战士知道怎样可以到达岸边。他们叫

    喊着：“这儿来，这儿来，顺这条小路!”有些人已经有两三次来到被大

    火包围的掩蔽所前，帮助司令部的人员逃到岸边土台上，有一小堆脱险

    的人就站在这里，这是涌入伏尔加河的燃烧的石油分岔的地方。

    一些穿棉衣的人帮助司令员和司令部的军官们逃到岸边。这些人把

    他们认为已经死去的克雷洛夫将军从火里抬出来，他们眨巴了几下烧焦

    的睫毛之后，又穿过密密的红色蔷薇丛朝各指挥部的掩蔽所奔去。

    第六十二集团军司令部人员在伏尔加河边小小的土台上一直站到早

    晨。大家用手护着脸，遮挡着灼热的空气，不时弹着衣服上的火星，望

    着司令员。司令员披着军大衣，头发从帽子底下露出来，耷拉在额头

    上。他皱着眉头，阴沉着脸，然而显得很镇定，好像在深思。

    古洛夫环顾着站在一起的人，说：

    “这么着，咱们没烧死……”他又摸了摸滚烫的军大衣纽扣。

    “喂，你这位带锹的弟兄，”工程兵司令特卡琴柯喊道，“赶快在那

    儿挖一道小沟，要不然那个小土包上的火就要流过来啦!”他对克雷洛夫说：

    “将军同志，全都乱套啦，火像水一样流起来，伏尔加河着了火烧

    起来。好在没有大风，要不然咱们全烧死啦。”

    当微风从河面上吹来，高大的火幕轻轻晃动、倾斜过来的时候，人

    们纷纷躲避燎人的火舌。有的人走到水边，用水把靴子打湿，水一到滚

    烫的靴筒上很快就蒸发了。有的人一声不响，拿眼睛盯着地面，有的人

    一个劲儿地四下里打量着，有的人为了缓和紧张情绪，开起玩笑：“在

    这儿不用火柴也行了，要抽烟可以向伏尔加借火，也可以向风借

    火。”也有人不住地抚摩自己身上，摇着头，不时试试皮带金属环的热

    度。

    传来几响爆炸声，这是司令部警卫营掩蔽所的手榴弹爆炸了。然后

    机枪子弹带里的子弹嗒嗒响了起来。一发德军的迫击炮弹在烟火中呼啸

    而过，在远处的伏尔加河上爆炸。河岸上有几个远远的人影在黑烟中闪

    过，看样子，是有人想把指挥所的火引开，转眼间一切又消失在烟与火

    之中。

    克雷洛夫凝神望着四周流动的大火，已经不回想，不比较了……德

    国人会不会趁大火时候发起进攻呢？德国人不会知道我军司令部现在处

    在什么状态，昨天的俘虏还不相信我们的司令部在右岸呢……很明显，这是个别行动，就是说，有可能待到早晨没有事儿。只是千万不要起

    风。

    他回头看了看站在一块儿的崔可夫，崔可夫正凝视着呼啸蔓延的大

    火；他那沾了许多黑烟子的脸好像火烧的，又像红铜铸的。他摘下帽

    子，拿手捋了捋头发，这一下子就像汗淋淋的乡村铁匠了；火星在他卷

    曲的头发上直蹦。他仰头看看呼呼响的烟火翻腾的天空，又回头看看伏

    尔加河，河上缭绕盘旋的烈火中隐隐出现了黑黑的缺口。克雷洛夫不由

    得想，自己担心的问题，司令员也在紧张地考虑着：德国人会不会在夜

    间发动大规模进攻？……如果能活到早晨，司令部往哪儿安？……

    崔可夫感觉到参谋长的目光，便对他笑了笑，用手在头顶上画了一

    个大圈子，说：

    “太漂亮啦，他妈的，不是吗？”

    这场熊熊大火，在伏尔加河彼岸，在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部所在

    的红色花园看得十分清楚，参谋长萨哈罗夫中将一收到有关大火的情

    报，就报吿了司令员叶廖缅科[6]

    ，总指挥请萨哈罗夫亲自前往电话总机

    和崔可夫通话。萨哈罗夫呼哧呼哧地喘着，急急忙忙顺着小路走去。副官打着手电筒，不时地提醒说：“将军同志，小心点儿!”并且不时用手

    推开挡在小路上的苹果树枝。远方的火光照耀着一棵棵树干，并且变成

    红色的斑点落在地上。这些晃晃不定的光斑使人心中惶惶不安。四周一

    片寂静，只能听到哨兵低沉的喝问声，这种情形使模糊而无声的火光显

    得特别可怕。

    来到总机所在地，女值班员望着呼哧呼哧直喘的萨哈罗夫说，无法

    和崔可夫联系，电话、电报、无线电话都打不通……

    “跟师里联系呢？”萨哈罗夫急忙问道。

    “中将同志，刚才跟巴秋克通过电话。”

    “要巴秋克，快点儿!”

    女值班员战战兢兢望着萨哈罗夫，已经认定这位将军厉害又暴躁的

    脾气马上就要发作了，忽然高高兴兴地说：

    “通了，将军，请吧。”她把话筒递给萨哈罗夫。

    跟萨哈罗夫说话的是师参谋长。他像电话员姑娘一样，听到方面军

    司令部参谋长呼哧呼哧喘粗气，听到他的严厉的声音，胆怯起来。

    “你们那儿情况怎么样，请汇报一下。能跟崔可夫通话吗？”

    师参谋长汇报了油库起火的情况，汇报了大火扑向集团军司令部的

    情形，又说，师里无法跟司令员取得联系，还说，看样子，那儿的人没

    有全部牺牲，因为透过烟与火可以看到有一些人站在岸边，不过，不论

    从陆路还是在河上驾船都无法接近他们—伏尔加河烧起来了。巴秋克已

    经带着师部警卫连沿着河岸朝大火奔去，试图把火流引开，帮助站在岸

    上的人从大火包围中冲出来。萨哈罗夫听完师参谋长的汇报后说道：

    “请转告崔可夫，要是他还活着的话，请转告崔可夫……”

    他没有说下去。

    电话员姑娘对这样长时间的停顿感到惊异，她等待着将军嗄哑的声

    音再响起来，用胆怯的目光朝萨哈罗夫看了看：将军依然站着，将手帕

    捂在眼睛上。

    这一夜，有四十名司令部的指挥员在倒塌的掩蔽所里葬身火海。

    十

    在油库的大火之后，克雷莫夫很快就来到斯大林格勒。崔可夫把新

    的指挥所安在伏尔加堤岸脚下，在巴秋克师所属一个步兵团的防地上。

    崔可夫来到团长米海洛夫大尉的掩蔽所，看了看这宽敞的、用许多木头撑着的土室，满意地点了点头。这位司令员看着满脸雀斑的红头发大尉

    悲伤的脸，很快活地对他说：

    “大尉同志，你造掩蔽所没有按规格办事，造得有点像元帅府。”

    于是，团部便带上那简单的几件家具，迁到下游几十米的地方；红

    头发的米海洛夫也依样行事，毫不客气地把自己手下的一位营长挤走

    了。那位营长没有了住处，却没有再去挤自己的连长，因为他们住得已

    经够拥挤了，只叫人在高地上新挖了一个土室。

    克雷莫夫来到第六十二集团军指挥所的时候，这儿的工兵作业正在

    紧张地进行，挖掘司令部各部门之间的交通壕，挖掘联系政工人员、业

    务人员和炮兵的大小地道。

    克雷莫夫见过自己的司令员两次—他出来察看工程情况。

    世界上也许没有任何地方像在斯大林格勒这样认真对待建造住所的

    事。在斯大林格勒造掩蔽所，既不是为了暖和，也不是为了让后来人佩

    服。能不能见到下一个天亮，活到下一顿午饭，主要取决于掩蔽所盖板

    的厚度、交通壕的深度、厕所的远近以及在空中是否能看到掩蔽所。

    在谈到一个人的时候，都要谈他的掩蔽所。

    “今天巴秋克的迫击炮在马马耶夫冈上干得漂亮……而且，他的掩

    蔽所也真不错，门是橡木的，特别厚，跟国会大厦的门一样，真是个聪

    明人……”

    有时候，会这样说一个人：

    “没说的，昨天夜里他转移了，丢了主要阵地，跟下属各部失掉了

    联系。他的指挥所在空中能看得见，用防雨布当门，可以说只能挡挡苍

    蝇。真是个没用的人，我听说，他老婆在战前就不跟他了。”

    跟掩蔽所和土室有关的各式各样的传闻，在斯大林格勒多不胜数。

    有一个故事说，罗季姆采夫的指挥部所在管道里忽然涌进了水，师部人

    员一齐游上岸去，有人就开玩笑，在地图上标出罗季姆采夫指挥部冲进

    伏尔加河的地点。有一个故事说的是巴秋克那扇出了名的门如何被打掉

    的。还有一个故事，说饶鲁杰夫连同他的指挥部怎么给活活埋在拖拉机

    厂的掩蔽所里。

    斯大林格勒的堤岸上密密麻麻排满了掩蔽所，克雷莫夫觉得这就像

    是一艘巨大的战舰：舰舷的一侧是伏尔加河，另一侧面对着连成一片的

    敌方火力网。

    克雷莫夫接受政治部的委托，来解决罗季姆采夫师步兵团团长与政委之间的纠纷。他在动身来罗季姆采夫师部的时候，准备先向师部的军

    官们作一个报告，然后就来解决这件纠缠不清的事。集团军政治部一名

    勤务员把他带到一个宽阔管道的石砌洞口前，罗季姆采夫的师部就在里

    面。岗哨通报了方面军司令部派出的这位营政委的到来，就有一个低沉

    的嗓门儿说：

    “叫他上这儿来吧，要不然还尝不到这儿的滋味呢。”

    克雷莫夫在低低的拱顶下走着，感到指挥所里的人都拿眼睛看着自

    己，就向胖胖的团政委作了自我介绍。团政委穿着士兵棉军装，坐在罐

    头箱子上。

    “啊，能听听报告太高兴啦，这可是好事儿，”团政委说，“要不

    然，我们听说，马内尔斯基，还有什么人，来到左岸，可是不打算上斯

    大林格勒我们这儿来呢。”

    “另外，我还接受政治部主任的委托，”克雷莫夫说，“来解决步兵

    团团长和政委之间的事。”

    “我们有过这样的事儿，”师政委回答说，“不过昨天已经解决了：

    有一颗一吨的炸弹落在步兵团的指挥所上，炸死十八个人，其中有团

    长，也有政委。”

    他用坦然而随便的口气说：

    “不知为什么他们一切都相反，就连外貌都截然不同：团长穿着朴

    素，他是农民的儿子；政委天天戴着手套，手上还戴着戒指。现在两个

    人躺在一块儿了。”

    他是一个善于控制自己与别人的情绪而不受情绪影响的人，这时急

    忙换了口气，用快活的声音说：

    “我们师驻守在科特鲁班山下的时候，有一次我开着自己的汽车送

    莫斯科来的巴维尔·费多罗维奇·尤金上前线去作报告。这位军委委员对

    我说：‘要是出什么差错，我砍你的脑袋!’我跟他受够了罪。一有飞

    机，我们马上就扎到排水沟里。我很小心，不想掉脑袋。不过尤金同志

    也很小心自己的性命，表现得很主动。”

    听他们谈话的一些人微微笑着，克雷莫夫又感觉他的话里有令人不

    快的怜悯与嘲笑的意味。克雷莫夫平时跟队列指挥员的关系很好，跟参

    谋人员的关系也完全过得去，而跟自己的同行政工人员相处，往往感到

    很不痛快，常常不能以诚相见。现在这位师政委就使他很不痛快：才上

    前方没有几天，就自以为是老战士了，恐怕只是在战争前夕才入党的，也许还不知道恩格斯是什么人呢。但是，看样子，克雷莫夫也有什么地方使师政委很不痛快。克雷莫

    夫一直有这种感觉。在副官给他安排住处的时候，请他喝茶的时候，都

    是这样。几乎每一个军事部门都有自己特殊的、与众不同的对人对事作

    风。罗季姆采夫师部里的人总是以自己的年轻将军为荣。克雷莫夫做完

    报告以后，大家就开始向他提问题。坐在罗季姆采夫旁边的师参谋长别

    尔斯基问道：

    “请问，作报告的同志，同盟国究竟什么时候开辟第二战场？”

    师政委半躺在紧靠管道石壁的窄窄的床铺上，坐起来用手扒了扒干

    草，说道：

    “别着急。我更感兴趣的倒是我们的指挥部准备怎样行动。”

    克雷莫夫很不高兴地瞟了师政委一眼，说：

    “既然你们的政委提出这样的问题，那就不应由我来回答，应该由

    将军来回答了。”

    大家一齐看了看罗季姆采夫。罗季姆采夫便说：

    “高个子在这儿连腰都伸不直。一句话，这儿是管道。防守是可以

    的，再没有更大的优越之处了。从这种管道里发动进攻是不可能的。倒

    是希望发动进攻，可是在管道里无法调集后备兵力。”

    这时候电话铃响了，罗季姆采夫抓起话筒。所有的人都朝他看了

    看。罗季姆采夫放下话筒，朝别尔斯基弯下身去，小声说了几句话。别

    尔斯基探身去拨电话，但是罗季姆采夫用手按住电话机，说：

    “干吗，难道您没听见？”

    在炮弹壳制的油灯那晃晃不定、烟气腾腾的灯光照耀着的管道里，在石头拱顶下，能听见很多声音。一阵一阵的机枪声在头顶上咔嗒嗒

    响，就像大车过桥。不时有手榴弹爆炸声。任何声音在管道里引起的共

    鸣声都非常响亮。

    罗季姆采夫时而把这个参谋人员叫来，时而把那个参谋人员叫来，又把沉不住气的话筒拿到耳朵上。有一小会儿他注意到坐在不远处的克

    雷莫夫的目光，便亲切地像对自家人一样笑了笑，对他说：

    “报告员同志，伏尔加的天气放晴了。”

    电话不断地响起来。克雷莫夫听着罗季姆采夫在讲话，大致了解了

    发生的情况。年轻的副师长鲍里索夫上校走到将军跟前，俯下身对着放

    在箱子上的斯大林格勒地图，清清楚楚地画了一条垂直的粗粗的蓝线，穿过苏方防区的红色虚线，直到伏尔加河边。鲍里索夫用阴郁的眼睛意味深长地看了看罗季姆采夫。罗季姆采夫看见一个穿斗篷的人从幽暗中

    朝他走来，猛地站了起来。

    看到来人的步子和脸上的表情，马上就明白了他是从哪儿来的。他

    浑身笼罩着一团肉眼看不见的火气，就好像在他那急急匆匆的动作中，不是斗篷在沙沙地响，而是这人浑身的电在哧啦哧啦地爆炸。

    “将军同志，”他用埋怨的口气嚷道，“狗日的把我逼到冲沟里，逼

    到河边来啦。给我增援!”

    “你要不惜任何代价把敌人阻挡住。我没有后备兵力。”罗季姆采夫

    说。

    “是，不惜任何代价。”穿斗篷的人回答说。当他转身朝出口走去的

    时候，大家都看清楚了，他知道他将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就在这一带吗？”克雷莫夫指了指地图上弯弯曲曲的河岸，问道。

    但是罗季姆采夫没来得及回答他。管道出口处响起手枪射击声，还有手

    榴弹爆炸的红色火光闪了几下。尖利的指挥官的哨声响起来。参谋长跑

    到罗季姆采夫跟前，叫道：

    “将军同志，敌人朝我们指挥所冲来了!……”

    多少有点卖弄自己的镇静语调、用彩色铅笔在地图上镇定地描画战

    局变化的师长忽然不见了。瓦砾场和荒草沟里的战争跟铬钢、阴极灯和

    无线电设备息息相关的感觉消失了。这个薄嘴唇的人很带劲地高声喊

    道：

    “喂，全师部注意!检查一下自己的武器，带上手榴弹，跟我来，把敌人打回去!”

    从他的声音中，从他又快又狠地在克雷莫夫身上扫过的目光中，流

    露出又冷酷又厉害的要打仗的狠劲儿。一时间使人觉得，这个人的主要

    力量不在于他的老练，不在于他的军事知识，而在于他的残酷、剽悍的

    气质。

    几分钟之后，师部的军官、文书、通信员、电话员慌乱笨拙地拥挤

    着，从师部的管道里涌了出来，跨着轻快的步子跑在前面的是罗季姆采

    夫，他被一闪一闪的战火照耀着，朝冲沟奔去，爆炸声、枪声、呐喊

    声、骂声就是从那儿传来的。

    等到克雷莫夫气喘吁吁地同前面几个人一起跑到冲沟边，朝下面一

    看，他的颤动的心里顿时出现了一种又憎恶、又恐怖、又痛恨的感情。

    沟底晃动着模糊的人影，射击的火花忽明忽灭，时而亮起绿眼睛，时而亮起红眼睛，钢铁的啸声在空中一个劲儿地响着。克雷莫夫看到的仿佛

    是一个巨大的蛇洞，千百条被惊动的毒蛇在里面咝咝乱叫，闪动着眼

    睛，在荒草丛里沙沙地、飞快地乱爬。

    他带着愤怒、憎恶和临阵的惊惧，开枪射击黑暗中闪动的火光和在

    沟坡上快速爬动的人影。

    在离他几十米的地方，德国人出现在沟沿上。接二连三的手榴弹爆

    炸声震荡着空气与大地。德军突击队正奋力冲向管道出口。

    人影和射击的火光在黑暗中闪动，呐喊声、呻吟声时起时落。好像

    一口巨大的黑锅在翻滚，克雷莫夫整个身心都掉进这咕嘟嘟直冒泡的滚

    水中。他已经不能像原来那样思索和感触了。有时他觉得他还能操纵要

    把他卷进去的旋涡的转动，有时他充满死的预感，仿佛这树胶似的浓浓

    的黑暗在往他的眼睛和鼻孔里流，已经没有空气可以呼吸，头顶上也没

    有星空，只有黑暗、冲沟和在荒草中沙沙乱爬的怪物。

    已经无法对战况作出判断了，可与此同时他透彻明白地感觉到，自

    己与那些在沟坡上匍匐爬行的人们休戚相关，感到自己与他们并肩作

    战。罗季姆采夫就在附近，这也令他感到欣慰。

    在三步之外分不清是敌是友的夜战中产生这种奇异的感觉，往往跟

    另一种很难理解的奇妙感觉联系着，这就是对整个战斗进程的感觉，判

    断战斗中双方的实力，预测战斗的进程。

    十 一

    一个在烟火包围中脱离了群体的战士，处于茫然状态中凭直觉对整

    个战斗局势的判断，往往也比在司令部对着军事地图作出的判断更准

    确。

    在战斗发生转机的时刻，有时会出现惊人的变化，这时候一直在进

    攻而且似乎已到达目标的士兵张皇四顾，再也看不见跟自己一起开始向

    目标挺进的战友，而他一直视为单枪匹马、愚蠢孱弱、经不住打的敌人

    竟成了浩荡的大军，因而是不可战胜的了。这种战斗转折的时刻，参战

    者能清楚地感觉到，而对于那些企图从表面去预测和理解的人来说却是

    神秘难测的。在这样的时刻，心理和精神会发生变化：勇猛而聪明

    的“我们”会变成胆小而脆弱的“我”，一度被看作区区猎物的倒霉的敌

    人，会变成可怕而强大的“他们”。

    一路勇往直前、克敌制胜的战士能理解战斗中的一切情形：这里一

    枚手榴弹爆炸……那儿机枪在扫射……那个躲在掩体里打枪的人就要逃

    跑了，他不可能不跑，因为他是一个人，是单个儿的，跟那单个儿的大炮，跟那单个儿的机枪，跟他旁边也在单独作战的士兵不是一起的；可

    是我—就是我们，我就是这许多展开进攻的强大步兵，我就是这整个支

    援炮队，我就是所有支援坦克，我就是这照亮整个战场的信号弹。可是

    忽然之间我成了一个人；原来分散又经不住打的敌人，如今合成一个可

    怕的整体，步枪火力、机枪火力、炮兵火力都成了整体，再也没有什么

    力量帮助我战胜这个整体。唯一的办法就是逃跑，就是把头藏起来，把

    肩膀、额头、下巴缩起来逃命。

    在黑夜里遭到突然攻击的人们，起初感到自己弱小、孤立。但他们

    一旦开始瓦解汹涌扑来的敌人的力量，就会感到自己也成为一个整体，胜利的力量就在这种整体的力量中。

    在对这种转变的理解中，往往就包含着使军事有资格被称为艺术的

    东西。

    感到孤单，感到强大，从前者到后者的意识转变，在这中间不仅包

    含着连队、营队夜战中各种事件的联系，而且表现出军队和民族军事实

    力的变化。

    有一种感觉是参加战斗的人几乎全部丧失的，那就是时间的感觉。

    一个少女在新年舞会上狂舞了一夜，说不出她在舞会上待的时间是长还

    是短。

    一个囚犯在牢狱里蹲了二十五年，会说：

    “我在牢里好像过了一万年，又好像只过了短短的几个星期。”

    少女3这一夜遇到许许多多转瞬即逝的事情—某处投来的目光，音

    乐的片断，微笑，轻轻的触碰—每一次都是那样短促，在感觉中留不下

    时间的长度。但这些短促的瞬间合在一起，便形成长时间的感觉，给她

    带来终生的欢乐。

    囚犯的情形则相反，他在监狱的二十五年由许许多多长得使人难受

    的单位时间组成，如早点名到晚点名之间的时间，早饭到中饭之间的时

    间。但是这些痛苦的时间合在一起，却似乎产生了另一种感觉：因为一

    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过得十分单调无味，时间因而简化了，缩短

    了……因此可以同时出现短暂的感觉和漫长的感觉，欢度新年之夜的人

    和在牢狱里过了几十年的人可以有相似的感觉。在两种情况下，许多事

    情糅合在一起，都会同时产生短暂与漫长的感觉。

    一个人在战斗中体验的漫长与短暂，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变化过

    程。在战斗中感觉到的变异更甚，个人最初的感觉常常被扭曲、颠倒。

    在战场上有时候秒变得很长，小时变得很短。漫长的感觉常常来自瞬间—炮弹与炸弹的呼啸，射击与爆炸的火光。

    短暂的感觉有时来自长时间的事件—冒着炮火穿过崎岖不平的田

    野，从一个掩体向另一个掩体匍匐前进。肉搏战则是超出时间范畴的。

    那时候就连清醒也是模模糊糊，结果，整体与局部叠加，变得颠倒扭

    曲。

    在这里，局部的事态是变化无穷的。

    对于战斗时间的感觉变异极大，以至于这种感觉是完全模糊的，感

    觉漫长的不一定漫长，感觉短暂的也未必如此。

    耀眼得令人看不见的强光，漆黑得令人看不见的黑暗，呐喊，爆炸

    声，自动步枪的嗒嗒声……在时间的感觉被打成碎片的混乱中，克雷莫

    夫极其清楚地意识到：德国人被打败了，被打退了。他和并肩作战的那

    些文书、通讯员一样，是靠内心感觉意识到这一点的。

    十 二

    黑夜过去了。烧焦的荒草丛中躺着一具具死者的尸体。河水在岸边

    发出悲凉的叹息。看到遍布弹坑的土地，看到烧毁的房屋的残壁，使人

    心中无限凄怆。

    新的一天开始了，战争很大方地准备着—而且大方到极点—为新的

    一天准备足够的硝烟、瓦砾、钢铁以及肮脏而血腥的绷带。过去的一天

    天也是这样。除了这弹片炸翻的大地和烈焰腾腾的天空，世界上再也没

    有什么了。

    克雷莫夫坐在箱子上，头靠着管道的石壁，打起盹儿。

    他听着参谋人员含糊不清的声音，听见茶碗在响—师政委和参谋长

    在喝茶，用带着睡意的声音说话。他们说，被俘的德国兵是一名工兵，他们的工兵营是几天之前从马格德堡空运来的。克雷莫夫脑子里闪过小

    时候在课本里看到的一幅图画：戴尖顶帽的赶驮人赶着两匹大屁股的肥

    马，两匹马拼命要把粘在一起的两个屁股蛋儿挣开。小时候这幅画在他

    心里引起的乏味又浮上他的心头。

    “这太好啦，”别尔斯基说，“就是说，后备队到啦。”

    “是啊，当然很好，”瓦维洛夫附和说，“师部要反攻了。”

    这时候克雷莫夫听到罗季姆采夫低沉的声音：

    “花儿，花儿，果儿结在工厂里。”

    克雷莫夫似乎把所有的精力在夜战中耗尽了。要想看到罗季姆采夫，必须转过头去，但是克雷莫夫没有转头。他想：“汲干了水的井会

    感到自己是空的，大概就是这样。”他又打起盹儿，低沉的说话声、枪

    声、爆炸声汇合成一种单调的嗡嗡声。

    但又有一种新的感觉进入克雷莫夫的脑际，于是他又觉得自己仿佛

    躺在一个房间里，百叶窗开着，他凝视着射在壁纸上的晨光的一个斑

    点。那斑点爬到挂镜的边棱上，像彩虹一样扩散开来。一个小男孩的心

    颤抖起来，一个两鬓斑白、腰间挂着沉甸甸的手枪的人睁开眼睛，四下

    里看了看。

    一个人身穿旧军装，头戴绿星的军帽，站在管道当中，在拉小提

    琴。

    瓦维洛夫看到克雷莫夫醒来，俯下身子，对他说：

    “这是我们的理发员鲁宾契克，拉得好极啦!”

    有时候有人说两句开玩笑的粗话，毫不客气地把手风琴打断；有时

    候有人用压倒小提琴声的高嗓门儿问：“让我说说话，好吗？”便向参谋

    长汇报起来，小调羹在铁茶缸里叮当响着；有人打起长长的呵欠，“啊

    哈哈哈哈……”就扒拉起干草。

    理发员细心地注意着：自己拉小提琴是不是妨碍军官们做事，准备

    随时停住不拉。

    此刻克雷莫夫想起了白发苍苍、身穿黑色燕尾服的捷克著名小提琴

    家扬·库贝利克[7]

    ，为什么他觉得库贝利克也会拜倒在师部的理发员面

    前，自叹不如呢？为什么像小河流水一样简单的曲子，那纤细、颤抖的

    小提琴声，此时此刻似乎比巴赫和莫扎特更能表现出人的心灵的广度和

    深度？

    克雷莫夫又一次感到孤独的痛苦。叶尼娅离开他了……他又一次痛

    苦地想，叶尼娅的出走是他一生的关键：他还在，但等于死了。她真的

    走了。

    他又一次想，有许多可怕的、残酷无情的事应当对自己说说……不

    应该再羞怯，不应该再用手套捂着脸……

    小提琴声似乎唤醒了他对时间的感觉。

    时间好比是一方透明的境地，人在其中出现，活动，又消失得无影

    无踪……大批的城市在时间中出现又消失。时间把它们带来，又把它们

    带走。但是他头脑中出现的完全是另外一种特殊的时间概念。这种概念

    是说：“我的时间……不是我们的时间。”时间进入人生，进入国土，生长在人生与国家生活中，可是等到时

    间离开，消失了，人还会在，国家还会在……国家还在，可是国家的时

    间逝去了……人还在，可是人的时间消失了。时间哪儿去了？人还在，还在呼吸，在思索，在哭泣，而时间，那唯有的、特有的、只跟他有关

    系的时间走了，逝去了，消失了，他还在。

    最艰难的，是做时间的弃儿。不能生活在自己的时间中的弃儿，其

    命运是最痛苦的。谁是时间的弃儿，一下子就能辨认出来，不论是在干

    部处，在区党委会，在军队里的政治处，在报社，在大街上……时间喜

    爱的只是时间产生的那些人—自己的孩子、自己的英雄、自己的劳动

    者。时间永远、永远不会喜爱已逝的时间的孩子，就好比女人不爱过时

    的英雄，后娘不会疼爱前妻的孩子一样。

    时间就是这样：不断地流逝，可依然生存着。一切都在，只有时间

    在不断地流逝。时间离去时多么轻盈，多么静悄。昨天你还是那样有信

    心，那样愉快，那样坚强，你还是时间的儿子。可是今天来了另一个时

    间，你还不了解它呢。

    在战斗中被撕碎的时间，又从理发员鲁宾契克的小提琴里冒出来。

    小提琴告诉一些人，他们的时间来了，告诉另一些人，他们的时间要逝

    去了。

    “逝去了，逝去了。”克雷莫夫想道。

    他看着政委瓦维洛夫那平静而和善的大脸，瓦维洛夫不时地喝两口

    茶缸里的茶，用劲儿慢慢在就着香肠吃面包，他那一双令人看不透的眼

    睛转向管道口那个明亮的光斑。

    罗季姆采夫瑟瑟缩缩地挺起披着军大衣的肩膀，带着宁静而开朗的

    面部表情对直地凝望着拉小提琴的人。担任师炮兵总指挥的白发苍苍的

    麻子上校皱着眉头，看着摆在面前的地图，因为皱眉头脸相显得似乎很

    凶，只有从他那忧伤而亲切的眼神可以看出来，他没有看地图，他是在

    听。别尔斯基飞快地写着给集团军司令部的报告；他似乎一心一意地在

    工作，但是他虽然在写，却歪着头，侧耳朝着小提琴。稍远处坐着不少

    红军战士，有通信员、电话员、文书，他们那疲惫的脸上和眼睛里露出

    严肃的表情，那种表情常常可以在嚼面包的农民脸上看到。

    克雷莫夫忽然想起一个夏夜……年轻的哥萨克姑娘那一双大大的黑

    眼睛，她那火辣辣的情话……人生还是美好的!

    等到小提琴一曲奏过，听到潺潺的流水声，是水在木板下流过，于

    是克雷莫夫觉得，他的心就像一口看不见的井，本来干了、空了，这会儿轻悄悄地流进水来。

    半个钟头之后，小提琴手已经在为克雷莫夫理发了，并且用那种常

    常使人发笑的理发师的故意夸张的严重口气问，刮脸是不是把克雷莫夫

    刮疼了，又用手摸摸：两边腮是不是刮好了？在到处是灰土与钢铁的一

    片愁惨惨的气氛中，香水与香粉的气味显得分外不协调，分外别扭，分

    外凄凉。

    罗季姆采夫眯起眼睛，把洒了香水和扑了香粉的克雷莫夫打量了一

    遍，满意地点点头，说：

    “不坏，给客人理得很像样子。现在来把我修理修理。”

    小提琴手那一双大大的黑眼睛充满幸福的神气。他打量着罗季姆采

    夫的头，抖了抖白布护巾，说：

    “少将同志，两边鬓角是不是多少剪短一点儿？”

    十 三

    油库大火之后，叶廖缅科大将就准备动身上斯大林格勒来看崔可

    夫。

    这一危险的行动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不过，从人心和人道的角度来说，非常需要这样做。于是叶廖缅科

    用了三天时间等待渡河。

    红色花园里的掩蔽所明亮的四壁显得十分宁静，苹果树枝的阴影在

    司令员清晨散步的时刻显得异常亲切可爱。

    远处的轰隆声、斯大林格勒的火光与树叶的沙沙声、芦苇的诉怨声

    汇合到一起。这些声音合在一起，使人说不出地难过，因此司令员在清

    晨散步的时候常常唉声叹气，常常骂娘。

    早晨，叶廖缅科把自己要去斯大林格勒的决定告诉了萨哈罗夫，并

    且要他代理司令事务。

    他同送早餐的女服务员开了开玩笑，批准副参谋长飞往萨拉托夫去

    待两天，接受了一位野战军司令员特鲁法诺夫将军的请求，答应派兵轰

    炸罗马尼亚人强大的炮兵中心。他说：

    “好啦，好啦，我给你远程轰炸机。”

    副官们都在猜，为什么司令员心情这样好。是崔可夫那边有好消

    息？是在高频电话中谈得非常满意？还是收到了家书？

    但是这类信息通常是不会不经过副官们的，莫斯科没有和司令员通电话，崔可夫那边来的消息不是令人愉快的。

    吃过早饭，这位上将穿起棉军装，便去散步。副官帕尔霍敏柯走在

    离他十来步远的地方。司令员像往常一样不慌不忙地走着，挠了几下大

    腿，又朝伏尔加河看了看。

    叶廖缅科走到正在挖地槽的一些劳动营士兵跟前。这是一些上了年

    纪的人，后脑勺都晒成了深褐色。他们的脸上流露出忧愁和不愉快的神

    情。他们一声不响地干着活儿，并且很生气地望着这个胖胖的、头戴绿

    色军帽、站在地槽边不干事的人。

    叶廖缅科问道：

    “同志们，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