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的第一本性学书
我写的第一本性学书
马晓年
读研期间，很多研究生同学都知道我的研究兴趣是性医学。虽然那是性话题高度敏感的时代，但同学们对我还是比较理解和包容的。那时，14个研究生同住一间大宿舍。晚上聊天时，或多或少会谈到性话题。我们这群从农村考回城的学生，基本都经历过“一打三反”运动(即打击现行反革命、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每每谈到某个干部贪污腐败等问题时，都绕不开性这个话题。同学们是从生活现象泛泛而谈，而我已经有一些性医学知识，往往能从理论上说出点不一样的东西来，令大家刮目相看。再加上我是计划生育专业，和性联系最密切，同学们并不认为我搞性医学是离经叛道。
可我的中学同学就不一样了。有的人知道我研究性医学后，就背后议论，“马晓年居然搞那个!”颇有些看不起这项工作的样子。直到上世纪90年代，社会风气改变，可以公开谈论性话题时，大家才理解认可了我的研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这一代人最初对性的迷茫。
, 百拇医药
在英国进修期间，我就有意识地浏览学习各类性医学书籍。有一次在逛书店时，发现一本名为《中国情色》(Chinese Erotic)的书，也就是中国古代的春宫图。书中没多少文字，基本上都是图画。“哇，还有这个东西啊!”我觉得非常神奇，长了见识。这本书定价是25英镑(当时1英镑约13块多人民币)，打折后5英镑。我觉得很便宜，就买了一本。这是我在英国看到的关于中国性学的第一本书，国内直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才在市场上看到类似的成人书籍。
从英国回国时，鉴于当时国内的社会环境，我根本没敢把这本春宫图带回来。1983年，国内正在进行着“反精神污染”运动，连蛤蟆镜和喇叭裤都曾被列为“精神污染”。这就导致当时社会对性十分敏感，严厉打击。所以在回国时，我只带了一些自认为不涉黄的书籍，如医学性调查研究报告、性治疗等专业书籍，涉及到色情的杂志和书籍则是一本没带。即使这样，还是被扣押了十几本。
回国后，社会风气开始有了转变。上世纪80年代初，吴阶平等编译的《性医学》的出版打破了对性知识介绍的禁忌；1985年阮芳赋组织10位专家编写的《性知识手册》出版，更是掀起了群众对性知识和书籍的热潮。这本20多万字的小册子第一版发行50万册，累计发行几百万册，影响力很大。社会对性话题逐渐松绑，我也开始在《科学博览》杂志上发表一些性医学的科普文章。
1986年，我开始参加编写《实用男性学》《男性学咨询》等男性学书籍，顺便翻译一些性医学译作。1987年，我和同学们准备把《男性学咨询》出版。因为当时没有高级职称，名字不能上封面，只能找一位教授当主编。虽然当时社会风气已经宽松，但出版社仍很慎重，请了专家专门审定书稿，删减了五六万字，理由是“会对青少年产生不良影响”。《男性学咨询》一版时印了5万册，售价1.8元。没想到很快就卖完了，而且出版社收到大量读者来信：“你们这书写得太少了，我们想了解的什么也没说呀，不解渴!”所以再版时，该书就从17万字添加到33万字。后来出到第六版，改版成《马大夫谈性健康》系列丛书。(连载12)(本专栏作者为中国性医学开拓者、清华大学玉泉医院性医学科主任医师马晓年)▲, 百拇医药
马晓年
读研期间，很多研究生同学都知道我的研究兴趣是性医学。虽然那是性话题高度敏感的时代，但同学们对我还是比较理解和包容的。那时，14个研究生同住一间大宿舍。晚上聊天时，或多或少会谈到性话题。我们这群从农村考回城的学生，基本都经历过“一打三反”运动(即打击现行反革命、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每每谈到某个干部贪污腐败等问题时，都绕不开性这个话题。同学们是从生活现象泛泛而谈，而我已经有一些性医学知识，往往能从理论上说出点不一样的东西来，令大家刮目相看。再加上我是计划生育专业，和性联系最密切，同学们并不认为我搞性医学是离经叛道。
可我的中学同学就不一样了。有的人知道我研究性医学后，就背后议论，“马晓年居然搞那个!”颇有些看不起这项工作的样子。直到上世纪90年代，社会风气改变，可以公开谈论性话题时，大家才理解认可了我的研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这一代人最初对性的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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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进修期间，我就有意识地浏览学习各类性医学书籍。有一次在逛书店时，发现一本名为《中国情色》(Chinese Erotic)的书，也就是中国古代的春宫图。书中没多少文字，基本上都是图画。“哇，还有这个东西啊!”我觉得非常神奇，长了见识。这本书定价是25英镑(当时1英镑约13块多人民币)，打折后5英镑。我觉得很便宜，就买了一本。这是我在英国看到的关于中国性学的第一本书，国内直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才在市场上看到类似的成人书籍。
从英国回国时，鉴于当时国内的社会环境，我根本没敢把这本春宫图带回来。1983年，国内正在进行着“反精神污染”运动，连蛤蟆镜和喇叭裤都曾被列为“精神污染”。这就导致当时社会对性十分敏感，严厉打击。所以在回国时，我只带了一些自认为不涉黄的书籍，如医学性调查研究报告、性治疗等专业书籍，涉及到色情的杂志和书籍则是一本没带。即使这样，还是被扣押了十几本。
回国后，社会风气开始有了转变。上世纪80年代初，吴阶平等编译的《性医学》的出版打破了对性知识介绍的禁忌；1985年阮芳赋组织10位专家编写的《性知识手册》出版，更是掀起了群众对性知识和书籍的热潮。这本20多万字的小册子第一版发行50万册，累计发行几百万册，影响力很大。社会对性话题逐渐松绑，我也开始在《科学博览》杂志上发表一些性医学的科普文章。
1986年，我开始参加编写《实用男性学》《男性学咨询》等男性学书籍，顺便翻译一些性医学译作。1987年，我和同学们准备把《男性学咨询》出版。因为当时没有高级职称，名字不能上封面，只能找一位教授当主编。虽然当时社会风气已经宽松，但出版社仍很慎重，请了专家专门审定书稿，删减了五六万字，理由是“会对青少年产生不良影响”。《男性学咨询》一版时印了5万册，售价1.8元。没想到很快就卖完了，而且出版社收到大量读者来信：“你们这书写得太少了，我们想了解的什么也没说呀，不解渴!”所以再版时，该书就从17万字添加到33万字。后来出到第六版，改版成《马大夫谈性健康》系列丛书。(连载12)(本专栏作者为中国性医学开拓者、清华大学玉泉医院性医学科主任医师马晓年)▲, 百拇医药